依法治国：良法善治的本土智慧与中国道路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人治传统，中华民族饱受治乱兴替之苦，法治之路充满艰辛险阻。1979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治与法治》一文，引起了一场广泛而持久的学术大讨论；就此有关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主题，形成了多方观点争鸣的局面。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四中全会首次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路径和蓝图，反映了我们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准确把握，体现了我们党对法治信仰和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意味着法治尊严的彰显和法治作用的肯定，标志着依法治国的新征程已经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孜孜以求，法治天下。　

本期我刊有幸邀请到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学者俞可平教授接受访谈，俞教授从依宪治国、依法行政、科学立法、依法治党、法治反腐、法治与德治、民主与法治等方面，深入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宗旨和精神。

《中法评》：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刚刚公布的《决定》反映出一些新的重要信号，社会各界都对会议《决定》进行了积极而深入的解读，请问您认为这次《决定》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俞可平：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决定，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既包括了立法、行政、司法的内容，也包括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容;既涉及了法律体制，也涉及了法治观念和法治队伍；既论及了国家的法律制度，也论及了党内法规和社会组织的行规章程，所以，亮点很多，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发现各自的最大亮点。在我看来，这个《决定》的最大亮点，就是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

这个总目标的确立，一方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方向，使各项工作有了总的抓手；另一方面又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相衔接，从而朝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我一直认为，法治既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现代的法治体系，就没有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中法评》：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要坚持五大原则，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第一原则。《决定》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俞可平：强调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致性，是这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重点内容之一。在我们现行政治体制中，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也要党领导人民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屡屡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然而，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党的领导是通过法治实现的。宪法和法律集中体现了党的意志，维护宪法和法律，就是维护党的领导地位。法治与法制有实质性的区别，法治的实质意义是，宪法和法律是国家治理的最高准则和最高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从那时开始，历届党中央和历任党的领导人都十分明确而坚定地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体现了党的根本主张。执政党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实际上就是维护自己的执政权威，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

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是我们党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标志。试想一下，党领导政府和人民进行立法和执法，如果党组织自己不带头遵守法律，那么，国家的法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威。所以，在我看来，任何削弱宪法和法律权威的行为，任何违背法治国家的行为，其实都是削弱党的领导的行为，也都是违背党的利益的行为。在当今的中国，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一直主张，要坚决破除“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的谜思。之所以叫作“谜思”，就是说对以下这一点不应当有疑问：坚持宪法和法律有高于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至上权威，不应当理解为否定或削弱党的领导。

《中法评》：《决定》指出，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还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仅有法治是不够的，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但也有人认为法治和德治是对立的,您是怎么理解法治和德治的关系的?

俞可平：以德治国简称为“德治”，它是指依靠伦理道德来规范、感化和制约官员和民众的行为，从而维持社会秩序。“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儒家的政治主张，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从根本上说，德治和法治都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基本手段。前者主要依靠伦理规范并通过自在的约束，来调整人类的社会行为;后者则主要依靠法律规范并通过外在的约束，来调整人类的社会行为。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都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但它们也都不是万能的，各有自己内在的不足。法律重在外部的强制，它可以有效维护人类的外部秩序，但却难以维护人们的内心秩序;道德重在内在的自律，它可以有效调整人们的内心秩序，但却难以整饬人类的外部秩序。从本质上说，德治与法治对于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而言，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它们之间不应该相互对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其实就既包括了“德治”的内容，也包括了“法治”的内容。当然，这里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最高权威的“法治”，而是严格依照法律办事的“法制”。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也意味着“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则体现为“天道”与“王法”的关系。德治强调的是正当性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legitimacy)，法治则强调依法办事或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legality)。在特定的条件下，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可以相互转换。也就是说，某个时代的道德规范在另外的时代可能成为法律规范;反之亦然。例如，通奸在许多朝代是国家的法律问题，但现在则成为社会的道德问题。

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德治与法治有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它们发生作用的重点领域是不同的。在社会政治领域，用以规范公共权力的只能依靠法治，而不能依赖德治;在公民私人领域，用以规范公民私人行为的则可以更多地依靠德治。换言之，在国家治理中必须强调法治，而在社会治理中则应当倡导德治。比如说，遏制官员的腐败，不能寄希望于官员内心的觉悟，而必须依靠法治;但在处理社区的邻里纠纷时，则应当倡导德治，通过相互谦让和协商来解决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