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网专访：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2）

第二，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继续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包括需要进一步挖掘农村投资潜力。目前农田水利、农产品仓储等农业基础设施仍很落后，农村道路、饮水、环保等公共设施条件仍然很差，农民改善住房和村庄人居环境的意愿非常迫切，这些领域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潜力。把农村的这些投资潜力释放出来，可以把新常态下的全国投资增速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第三，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继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我国过去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要素投入总量的增加和配置效率的提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新常态下，固然需要靠科技、管理等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也需要继续挖掘部门间资源再配置所蕴藏的传统效率源泉。2014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2%，与发达国家通常在1-2%的水平相比，差距在缩小。但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仍然高达30%，与发达国家通常在2-3%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无论与GDP占比相比，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都太高。尽管我国已于2004年前后迈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继续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仍有较大空间。在新常态下继续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从一定意义上看，农村消费和投资潜力挖掘得如何，农业剩余劳动力释放得如何，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基础设施、劳动生产率差距取得的进展如何，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究竟是多少、经济增速的“均衡点”究竟在哪里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我国粮食产量已实现“十一连增”、农民增收已实现“十一连快”，从这个历史起点出发，进一步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确实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从农业投入品看，使用化肥和农药有利于提高农业单产水平，但我国单位面积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已分别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6倍和2.5倍，大大超出合理使用量，边际增产效果明显下降，今后不能再靠增加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来提高农业产量。从资源环境看，抽取地下水扩大农业灌溉面积，开垦湿地、陡坡土地种植农作物，利用重金属污染耕地生产粮食，增加了当下的农业生产，但对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破坏、给农产品质量安全埋下重大隐患，今后不仅不能再靠透支资源环境来扩大农业生产，而且要把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农业生产退出来。从支持措施看，逐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和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价，逐年加大各类农业补贴力度，调动了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但我国主要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全面超过国外进口农产品的交易价格，与生产或贸易行为挂钩的“黄箱”支持力度已接近甚至超过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的上限值，“天花板”封顶效应开始显现，今后继续靠提高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增加各种补贴来刺激农业生产的空间明显收窄。从经营方式看，“家家包地、户户种田”曾经使农业生产潜力得到充分释放，但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业副业化、农户兼业化日益严重，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产品生产的人工成本难以降低，今后继续靠小规模兼业经营农户提供更多商品农产品的潜力已非常有限。

求是网：粮食安全历来被世界各国视为重要的战略问题，李克强总理在这次讲话中也四次强调这一问题，甚至做了“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能放松，否则粮食生产一旦出现大的滑坡，好多年都缓不过来”的表述。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1年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在您看来，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究竟面临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

叶兴庆：这些年来，我们在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市场供给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8年过万亿斤，也已连续2年超过1.2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目前我国在粮食上面临的突出矛盾，不是数量不足，而是库存压力过大，国家按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收购的粮食大量积压，难以顺价销售出去，给国家财政带来很大负担。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在粮食问题上，首先要算好安全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但也得考虑经济账，并不是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