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现代企业管理和治理的问题
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深刻明确现代企业管理和治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第一，在治理结构上重叠、复杂，不能够相互制衡。在治理功能上，董事会和管理层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制衡不力，效率受损。
第二，我们的管理到今天为止还是依赖于要素的投入和规模的扩张，没有放在要素的深度开发上。实际上到最后一个企业的真正资源就剩一个，叫“人”。为什么？整个人类的整个产业的发展的动力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叫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现在叫三大驱动轮：技术、技能、创意。无论是技术、技能还是创意，它的依附体都是个人。
中国有一说，我们现在高端人才不就业，低端技工也短缺。中国的高端人才失能，低端人才失技。每年大学毕业生有七百万人，这七百万人没有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反而成为社会财富的负担了。他们只会找工作，不会创工作。在技术上举一个例子，现在全国总工会有一个副主席叫许振超，他提出了“振超效率”，完成了从一名普通的码头工人到一名“桥吊专家”的转变。
第三，组织架构中链条过长，权力配置过度分权，总部资源配置协调内部交易的权威不够。一说分权，大家一下子跑了，一说集权，死了。权力一集就死，一分就乱。这个死结中国人很难处理好。处理最好的这个人叫杰克·韦尔奇，GE（通用电气）的老总。他通过培养一个企业大学的模式来处理集权和分权的问题，我近期把企业大学这种模式和这个专业导入中国来，已经在清华和北大进行了研究。2014年，经亚洲企业大学联盟创始人普瑞姆·库玛同意，把亚洲企业大学联合会秘书处从印尼搬到中国，我们就开发它的管理模式，中国人缺手段，都是人身依附型的，不是制度依附型的。什么叫制度依附型？我在英国两年，我们那个学院没有开过职工大会，我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也没有开过，那就是制度依附型的。
第四，资源配置上存在横向无关产品多元化的问题，在价值链管理中存在大而全的状况。企业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管的配置、定价、考评过度依赖组织方式，排斥市场方式。市场已经开放了，对职业经理人直接聘用就行了。反过来说，21世纪不是培养的世纪，是选择的世纪。
第五，企业内部争夺有限资源和寻租行为腐蚀了企业制度和程序，这是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定义企业的本质和边界是什么？它主要是交易费用，要交易费用内部化。我们过去把企业叫黑箱，实际上黑箱通过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工程这样的技术，可以迅速地透明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企业的临界点在于什么？在于它们的交易费用的界线。
威廉姆斯认为交易特征决定交易结构，交易结构决定企业的结构。企业结构不是由产品促进的，是交易结构。交易结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搞的公共设施里面，道路的交易结构。城市道路和国道、省道的交易方式是不一样的。城市道路的主要收益在于地价的拉动，你没有土地收益权，没有周边的开发权，你修道路修一条赔一条，因为它的收益不一样。但是我把周边的溢出来就可以了，北京市所有修的城市道路都是溢出价格。
威廉姆斯认为任何交易要关注三个重要的交易特征：第一，交易发生的频繁性。像修城市道路，它的交易发生就一次。像水、电、气这是单主体、多方交易。第二，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要确定了，它就不叫交易了。市场是交换的，交换什么？互通有无。交易什么？交易主要是寻找价格。第三，资产的专用性。专有属性，越专有它的价值越高，它的归属性越强。
三星大家都很熟悉，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三星最重要的市场是电子产品，但是错了。它还有一个品牌叫来美安，搞建筑的。世界上前10大建筑或者是最高的建筑，要么是它设计的，要么就是它组织施工的总承包商。我们不是说哪个型号就必然具有竞争性，而是每个型号适合不同的交易模式。不同的交易模式呼唤不同的组织模式。
诺斯这个人很厉害，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通过制度设计来促进生产性努力，减少分配性努力。为什么在中国都想去当官？因为一当官就啥都有了，特别是政府官员，不仅配置下属的情感资源，还配置更多的社会资源。所以生产性努力多了，蛋糕就做大了。分配性努力多了，蛋糕就切大了。这两个努力，一个是做蛋糕，一个是分蛋糕，我们在制度安排上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制度这么重要？全世界制度产业相当于8万亿美元，但是绝大部分被一个国家垄断走了。为什么又是美国呢？2014年中国的GDP，中国政府公布的是10万亿美元，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和WB（世界银行）大部分认为我们是17万亿美元还多。人家评估你17万亿，你自己评估你10万亿，为什么差距这么大？这证明中国人对财富观的理解和整个人类之间还有70%的差距。
去年，我从北走到南，我发现从广东黄埔、深圳港到咱们北方沿海的港口，没有一个港口的吞吐量降低的。但是我们国家的进出口总额是降低的还是提高的？为什么？这就是结构性政策。去年拉的铁矿石多了，拉的石油多了，结果这两个都降价了。我们出口什么？基本上美国的东西都是中国生产的。我们在整个世界上的贸易额也在增加，去年是6%，算增加少的。但是即使这么少，我们跟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总额度、总份额都是增加的。
所以我们要解决生产性努力还是分配性努力？在国际上，我们在制度设计方面一定要增加分配性的努力。但是在国内我们要增加生产性的努力。
我们很多国有企业都直接把管理软件放过来，然后功能网格化、目标数字化、报酬货币化。就是这三招把所有的东西解决的清清楚楚。过几年该升上去就升上去，该降下来的就降下来了，这样就增加生产性分配了。
不完全契约理论，就是事前无法在合同中穷尽合同执行所有的可能结果，由此产生交易费用的代替。这个里面，交易费用，这几个理论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也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组织方式。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不匹配，企业外信息和企业内信息不匹配，然后交易费用过高。
国有大型企业股权制改造，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是分类改革。那些必须得管控的，且政府通过政策杠杆和行政没法调度的，这样的行业还应该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存在，同时政府要进行直接管控。第二，股权结构的编排，重新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第三，法人治理结构要创新，要科学。股权分置改革要到位，存续企业要收编，母子公司关系实际是分子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分公司就是子公司的派出机构，子公司有独立性，这样可以。还有，国有资本预算要合理，这在将来也是很大的一个方面。
建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我们北京市有一个企业，叫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它的总裁关建中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说我能不能把这个评级做成我们未来的国家战略。国家下一步的战略就是信用战略，国有企业将来也得纳入信用管理。建立以产权为基础、企业为约束、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社会信用本身在评级的过程中也能够进行交易，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是人均业绩。
3.银监会发挥作用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监事会几乎是聋子的耳朵，是摆设。在监事会上我们看，美国通过了《萨班斯法案》，这是针对安然丑闻出来以后通过的，其首要的目标是确保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安然是造假帐的，结果美国一个经济学家来中国了，通过调研发现中国好多企业都做假帐。他回去写了本书，说中国经济马上要崩盘。这说明这个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特色，这就像开车一样，美国所有的车都往前开，开的速度比中国快多了，但是突然一个安然变道了，其他的人根本没有看，都往前撞。他没有想到中国每一个企业都是安然。所以说转型期也有转型期的张力和好处。
如何发挥监事会的作用？我们在借鉴美国的做法以后，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第一，要求所有的企业设立会计监督委员会，专门监督审计业务。第二，加强对外部审计人员的监督。审计业务和咨询业务要分开。第三，加强董事会中审计委员会建设，规定必须有一名财务专家，其必须具有雇佣、解雇和监督独立审计人员的权力。就是这个财务专家本身有这个权力。第四，规定CEO、CFO做假帐一经发现，处以500万美元的罚款，得到20年徒刑的惩罚。
昨天我们和一个金融专家在一起座谈的时候，他拒绝了好几个从开始就有问题的上市公司。他说了很重要的话，我们国家很怪的，用更大的问题来掩盖过去的小问题，用犯更大的错误来证明过去犯的错误很小，是成绩。
4.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问题
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互补关系的实现路径，这里面有好多种。我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的一句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主要提供的是私人产品，国有经济提供的是公共产品，但是在如何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民营经济或者叫资本方要比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高得多。但是这个人是目前世界上活着的最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最强调政府职能的人。这里头有政府出售、政府协议、合同承包与租赁、特许经营、政府补助与平担和股份制改造等多种方式。
政府社会责任有六条：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社会的公平、创造人类的良知、完善财富的分配、弘扬企业的责任、加强舆论的监督。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它的活力来自于什么？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的地位。所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地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看着这么简单，他都认为是重大的课题。政府拿哪些、控哪些、放哪些，然后用政策调配哪些，用杠杆调配哪些，这些东西我们都得需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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