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皓：忍痛含垢 与敌周旋（3）

这个协议是否签订，有争议。今井武夫宣称7月11日20时由张自忠与松井“完成了签字手续”(59)，日本军部在7月13日下午发表的公报中宣称7月11日“现地”签署了协议(60)。《张自忠将军大事记》记载说宋哲元指示张自忠、张允荣代表第29军签署(61)，何应钦也称“确已于十一日晚签字”。但是，秦德纯电话蒋介石“谓并未签订任何条件”(62)。7月14日同盟社电也称：“本月十一日日方所提出之休战协定，系由天津市长张自忠将军及二十九军参谋长张允荣二人联名签订。惟今日北平市长秦德纯正式加以否认。”(63)苏联所派全权代表鲍格莫诺夫询问是否签署，孙科回答：“据南京政府所知，未曾签署任何协定”，可能是天津市长“做出口头承诺”(64)。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指出：“根据日方官方来源，中国军事代表是在给日本军事代表的笺函(note)中同意”日方要求的。许阁森还说：“这个协议(张自忠—桥本群协议)的实质很神秘，同许多其他中日协定一样神秘。到7月24日，宋哲元将军否认他知道真正内容。7月25日，中国外长个人告诉我说，中央政府也毫无所知。”(65)

无论怎样，张自忠在7月11日左右被指责为亲日分子。王子壮的日记称，第29军内部分为两派，“一为主战派之秦德纯、冯治安、赵登禹等，时与日人起冲突，而屡于报端表示绝不屈服者”；宋哲元与张自忠等“所发表之谈话极不着边际”，日与日人“鬼混，希图苟安妥协”(66)。又有人称：“宋为亲日分子齐燮元、张〇〇、张允荣、陈觉生四大金刚所包围。”其中“张〇〇”即指张自忠。另外，按照何基沣等人所说，7月12日张克侠经宋哲元同意，拟定了攻势作战计划，张自忠却认为“芦沟桥事件已经和平解决，战事不至再起”，因此张克侠“所拟计划未能下达执行”(67)。日军及汉奸对第29军也“大肆挑拨，谓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又对张自忠部下，则谓仅打冯治安部，不打张部等语”(68)。

但是，如果说7月11日协议即使签订，也是第29军将领一致决定签订的，让步也是有限度的。签署之前，蒋介石指示秦德纯：“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69)7月12日专电称：“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各要人昨终宵会商应付时局办法，迄今晨六时始散。”(70)7月11日亥时(21至23点间)即协议出笼后，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三人联名密电蒋介石：“自应遵照钧命办理。现我官兵均具有与敌拼死之决心。至芦沟桥我军防线，甚为巩固，纵敌顽强，亦万无一失。”7月12日，三人又致电蒋介石：“芦沟桥战事复经磋商解决办法，规定双方会同派员监视前方部队于现状下各撤回原防，刻下正在进行。惟彼不顾信义，能否履行，尚不敢必[信]。芦桥城及铁路仍为我军驻守。”(71)可见，所有一切都由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共同作了汇报。

二、事变中期在天津：具体负责对日交涉

正是在7月11日这天，香月清司抵达天津接任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同一天，宋哲元从乐陵也到天津。显然，宋哲元“去天津的目的，不是抗战，而是求和”(72)。7月13日晚，张自忠到天津与宋哲元会商。熊斌一时不知，仍于7月14日密电蒋介石：“冯治安主席在北平任戒严司令，指挥平郊作战，张市长病痢甚剧，亦在北平。”(73)不过，这反映出第29军的新安排：由冯治安坐镇北平指挥军事，张自忠到天津负责对日交涉。严宽密电何应钦：“1.此间外交工作，元(即13日)起转津……燮元(即齐燮元)、允荣、治洲(即刘治洲)、觉生(四人均为冀察政委会委员)等均往津。2.灰色者极力软化仰(即冯治安)等，但仰甚硬。3.形势如此，惟张(即张自忠)等口气，尚怕中央军北上。4.和平仍在进行。”7月15日，宋哲元电话熊斌指出：“以不损领土主权为原则”，由张自忠“折冲”(74)。此外，按照王子壮的日记，宋哲元还派陈觉生等人“当折冲之任”(75)。《盛京时报》登载7月14日电称：“关于今次事变之交涉，迄及今日，均在北平举行。而宋哲元氏亦甚希望正式交涉地移于日华两最高当局所在地天津。因此，担任交涉要冲之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元氏于下午零时，天津市长张自忠氏于下午零时半，均各搭车自北平赴天津。宋哲元氏听取齐张两氏报告事变真相及交涉经过后，十一日下午八时，以松井特务机关长张允荣间签字成立之三条项协定为基础，与香月新军司令官间，预定开始直接交涉。而移交涉于双方最高当局所在地之天津，自期事变迅速圆满解决之意味观之，极合适宜。正式交涉虽已移于天津，但现地北平，秦德纯、张允荣与松井机关长间，似仍与天津正式交涉相并行、续行侧面而折冲也。”(76)

如前所指出，第29军企图以妥协换取日方撤兵，张自忠到天津次日即7月14日发表谈话，称：“二十九军已恢复八日前状态，但日军尚未完全撤退。”(77)日方目的，正如今井武夫所称：“中央内阁会议一旦决定出了兵，天津军内的强硬派便提出要求把道歉人由最初预定的师长升级为军长宋哲元，把处分的负责人也由团长升格为师长冯治安。这样不但提高级别、指定姓名，而且处分条件也苛刻，故意刺激中国方面的神经。”(78)

如何与日交涉，张自忠、张允荣、魏宗翰、陈觉生、邓哲熙等聚集宋哲元家中商议。有电称：“十五日下午四时，冀察政会要人，由宋哲元以下，张自忠、齐燮元、刘郁芬、过之翰、张允荣、石敬亭、魏宗瀚、陈觉生、邓哲熙等，均到英租界十七号路进德社，为外交问题集议。宋指定张自忠、张允荣、邓哲熙三人为负责人，与多方负责人桥本、和知进行磋商。”(79)严宽报告，第29军将领的“意见稍有出入”：“1.张等力主和，日对张等由陈(即陈觉生)、马(即马彦翀，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居中拉拢，故张等对日外交处处让步，藉巩地盘。2.冯等力主战，对日绝不让步。陈等对外企图仍恃华北特殊，主张地方与日媾和，力谋在外施其技(伎)俩，并以收复失地及中央军北上之利害，极力挑拨与包围宋氏。是以近来此间闲言甚多也。”(80)但在平的国民政府官员杨开甲否认说：“二十九军内部秦(即秦德纯)表示全体一致。外传冯治安、秦德纯、赵登禹、刘汝明等态度强硬，张自忠、张允荣与委员会之齐燮元、潘毓桂、陈觉生、石友三等则主和缓。”(81)这一切说明日军企图挑拨离间；也说明第29军达成一致，“继续折冲。”(82)

集议之后，张自忠当即会晤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彼此交换意见”(83)。7月16日，他和张允荣与桥本群、和知再次交涉，邓哲熙、陈觉生“亦由侧面进行接洽”(84)。同日，秦德纯同今井武夫在北平亦“对芦沟桥事件解决问题有所商谈”(85)。日方提出的一系列无理要求无比阴险毒辣，王子壮的日记作了记载和分析：“闻日人之交涉步骤，系分为两步，一为关系停战，二为其他政治问题。第一步之最重要者，为撤退三十七师。此一师部队，系首先对日实行抗战者，日人恨之，故先交涉，使其调开，以示惩罚，并以分化宋之部队，使其不敢再来抗日。此计之狠毒，无与伦比。宋果予允许，不特全国人心均失，彼部队之心亦必瓦解，中央更不能允其擅自出此。况第二步之政治要求，更可使人想象其阴险毒辣。”(86)可见，日本企图分裂中国和第29军，它所宣称的“如何根绝排日，即须脱离中央政府，另成立华北之独立的组织，以为日人之傀儡”(87)。如果遭到第29军拒绝，日本就决心以武力实现华北的所谓“明朗化”。

对此企图，国民政府高度关注。7月17日，何应钦密电在天津的宋哲元、张自忠和在北平的秦德纯、冯治安、张樾亭：其一，分析日军企图。根据日军部署来看，“显系对北平及南苑取包围形势。而近日则派小参谋数人与我方谈判和平，希图缓兵，以牵制我方，使不作军事准备，一俟到达平郊部队较我廿九军占优势时，即开始攻占北平，先消灭我廿九军。此项诡计，最为可虑。”其二，提醒宋哲元等人不要上当。“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如果能在不损失领土主权之原则下和平解决，固所深愿，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绝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则将噬脐无及。”其三，提出必须准备应战。“望兄等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奇袭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弟意宜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个据点，将兵力集结，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如日军开始包围攻击时，我保定、沧州之部队及在任丘之赵师，同时北上应援，庶平、津可保。”最后，何应钦要求宋哲元等人“希酌夺见复”(88)。对此，第29军回答两点：其一，在不能和时才抗战；目前还要努力和平。7月18日，由秦德纯、冯治安出面联名回电：“吾人固祈祷和平，但果至不能保持和平时，只有为自卫而奋战。”(89)次日，陈继淹代表宋哲元发表“能平才能和”的谈话：“宋决站在国家及民族立场，秉承中央意旨，以求解决时局问题。为谋东亚两大民族利益计，双方应和平解决。但不平则不能和，欲和须求其平，并望国人处以镇静。”(90)其二，在和战问题上，第29军各将领意见一致。针对盛传“二十九军将领主战言和，内部意见不甚一致”，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联名致电第29军驻沪办事处处长李广安，强调：“外间谣言种种，意在挑拨离间及混淆视听，不值识者一笑。”(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