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皓：忍痛含垢 与敌周旋（2）

张自忠在第29军中的实际地位仅次于宋哲元，6月中旬又曾以报告天津市政为名到乐陵晋谒宋哲元，回返后就以养病的名义驻在北平，这在宋哲元不在时显然具有坐镇北平的意义，但在致电国民政府报告时，要么由秦德纯领衔，要么由冯治安领衔。第29军上层的对日妥协，遭到中下层的反对，张自忠本人在执行的过程中自然也遭到反对。何基沣等人回忆说：“九日晚七时左右，张自忠以电话询问何基沣前线情况后，对何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个人去打仗。’何答以‘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感到何的意志坚决，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何的直接长官，于是就叫军部给何发命令，严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43)这深刻反映了第29军上层将领担心蒋介石借机消灭他们，他们竭力以妥协维持第29军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张自忠将军大事记》记载说：“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公带病与冯治安、秦德纯主持公务，稳当处理8、9、10三次与日军的军事冲突，开展对日交涉；9日自秦德纯出面与日方达成口头停战协定，与日方谈判停火协议。”(44)这就是7月7日夜至7月10日的基本情况。

虽然日军拒绝撤退，秦德纯和宛平县长王冷斋与日交涉又“不得结果”，但是宋哲元仍然“力主对日和平交涉”(45)，并决定由张自忠出面交涉。今井武夫也宣称：7月10日“中国方面选派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负责交涉”。他还认为，第29军以张自忠负责交涉自有原因：“温厚而目光远大的张自忠在冀察军内很有威望，曾于当年春天偕同张允荣由天津军塚田中佐做向导去日本考察，这帮助他重新认识了日本的实力。故传说他和冀察军内的其他要人不同，能认识到与日军合作的必要。因此他虽在病中还一致选他为日华谈判中的主要代表。”(46)国民政府官员王子壮的日记称，宋哲元左右有许多汉奸，较著者有陈觉生、齐燮元，“但日人犹以为未足，更拉拢天津市长张自忠。张本武人，原以血性自许，但今春赴日游历，日人用十数万以笼络之，结果此头脑简单之张氏又入其罄中。奉召返国，已不若向之坚决态度。”(47)虽然张自忠并非这样的人，但是这些言论说明以他出面最为适宜。

7月10日16时，张允荣与松井谈约3小时；午夜，松井和今井武夫向张自忠提出：“一、第二九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对肇事者给以处分；三、芦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对以上要求须向日军提出书面承认，对第四项的具体事项作出说明即可。当承认上列各项后，日、华两军即各回原驻地，但在芦沟桥附近须按我方要求进行。”(48)这些无理要求遭到拒绝，今井武夫指责张自忠“不仅不同意处分肇事人，而且连由卢沟桥撤兵的问题也不同意，主张由其他部队换防”。7月11日晨，秦德纯也电话松井：“即使对其他条件让步的话，惟独对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一项，绝对不能同意。”(49)但随即，双方达成协议草案。按照今井武夫的回忆，11时半他与张允荣、齐燮元、孙润宇三人会商。齐燮元称：“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让日军去占领，冀察政权岂非丧失了立场?”(50)今井武夫由此认为“过去冀察政权所以一直顽固地不答应从卢沟桥撤军的原因，是怕日军留在那里不动，强迫中国军队单方面撤退，不仅条件过于苛刻，而且怀疑日军会在中国撤走之后进驻卢沟桥”。由于日军当时“能调到前线的兵力只有驻扎在北平附近的步兵约两个大队，从天津增援的炮兵部队，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困在通州，进退维谷”(51)，今井武夫乃宣称：“万一中国方面答应日军的要求，日军情愿主动在签字的同时从卢沟桥周围撤退。”齐燮元马上称“相信武官的人格，全部承认日军的要求条件”(52)，并拟定了草案。

协议的内容令人震惊。今井武夫记载说：“一、冀察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遗憾之意，并将负责人予以处分，更声明负责防止将来再惹起此类不幸事件。二、中国军为避免与驻丰台日军过于接近而易惹起事端起见，不驻军卢沟桥城廓及龙王庙，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三、本事端认为多半是胚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系统各团体的领导，故此将来采取对策，予以彻底取缔。”(53)何应钦报告第29军承认日方所提条件：“1.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2.取缔共产党、蓝衣社激烈分子排日抗日等运动；3.永定河以东、西山以西，不驻中国军队。”(54)英国档案记载：“(1)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城墙内沿线或龙王庙地区，由保安队维持该地的和平与秩序；(2)第29军派出代表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镇压抗日组织。”(55)对比来看，有两点似乎相同：第一，第29军同意所谓道歉及惩办责任者。第二，将事变责任推到所谓蓝衣社等身上，因而同意“(1)除去‘那些危害中日友好关系份子’；(2)镇压共产主义；(3)控制反日团体及其活动，包括反日教育”(56)，日方可以任意指定而加以镇压。有一点有争议，日方不提日军撤退问题，而单纯强调第29军不驻军于“卢沟桥城廓”及龙王庙，英方解释为“卢沟桥城墙内沿线”，而未指明为宛平城、永定河东西岸。何应钦指出：如果“永定河以东、西山以西”不驻中国军队，则“有南北二百余里、东西百余里地方又形成冀东状态”。但是，秦德纯在给蒋介石的电话中“不承认有上叙事实”(57)，何基沣等第29军将领强调只是商定了三项停战办法：“(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我方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另由冀北保安队(即石友三部)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58)这与7月9日的商定无多大差别。如此看来，第29军企图以答应日方要求换取日方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