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皓：忍痛含垢 与敌周旋

摘要：七七事变期间，身为第29军所部第38师师长和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究竟有怎样的表现?他的所作所为又有怎样的苦衷，以致他一度蒙受“汉奸”的骂名而无法辩白?时至今日，学术界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仍然无法作出恰当的评价。详考史料可知，张自忠服从军长宋哲元之命，留守平津，与日方周旋。1937年7月8日至10日，他和秦德纯、冯治安共同主持大局，在北平与天津同时交涉。7月9日，秦德纯与日方口头约定同时撤军。此后，张自忠具体负责交涉，并与日方签订了7月11日协定和7月19日“细则”。第29军在所谓不追究事变责任、道歉、“共同防共”等问题上先后作了重大让步，以换取日方撤军。7月底日军发起侵占平津地区战役，张自忠奉令留守北平，一方面力图维持冀察政务委员会，另一方面则掩护第29军撤离。史实表明，七七事变期间张自忠的所作所为，是力争在国家领土不失的前提下维护第29军的地位，这才是他“忍痛含垢，与敌周旋”的良苦用心。

关键词：张自忠 七七事变 国民革命军第29军

众所周知，张自忠不仅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将领，因此，他成为学术界必然关注的一个人物。在他一生中，争议颇大的是他1937年7月28日至9月3日留在北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他对宋哲元实行“逼宫”，他因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所以“以危局胁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①。许多学者反驳认为，张自忠是临危受命留在北平②，“‘逼宫’说仅凭传闻立论，缺乏事实根据”③。至于为何临危受命，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宋哲元“以张自忠为缓冲，借以分解失守平津的责任”；“以张自忠同日方斡旋，寻求重返平津的机会。”此外，学者们还对张自忠对日态度、宋哲元以他出面与日交涉，以及是否对平津沦陷负有责任等三个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张自忠“重交涉，轻备战，误信和平，坐失良机，对于平津失守负有一定责任”④，批评他“盲目自信，错误决断，特别热衷于与敌人‘和谈’、‘签约’而不肯抵抗，不敢与敌人刀兵相见以致未能尽守土之职责，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张自忠之所以出面与日本人和谈，首要原因“在于日本人愿意接受他”，“其次是张自忠一向拥兵自重，权在他人之上，且自信有能力缓和危局。再次是宋哲元对张自忠素来‘故示优容，安其反侧’”，“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张自忠认为卢沟桥事件能够和平解决，而和谈、签约是正当途径。”⑤

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以张自忠是否汉奸为中心，如果“逼宫”说成立，则张自忠无疑想当汉奸。虽然有学者予以反驳，但是未能提供有力说明。第二，虽然看到张自忠出面与日交涉，但是未分析他如何交涉的，更未分析他与日军签订的几个协议的关系，自然未弄清他的交涉与第29军及宋哲元的全局安排有何关系。因此，贸然对三个问题提出看法，有失偏颇。第三，虽然考察了张自忠的留平问题，也有学者指出张自忠留守的原因是掩护部队撤退⑥，但是并未分析他为维护第29军的地位及掩护撤退所采取的措施及行动，也未弄清他留平是否达到了目的。其实，在整个七七事变期间，张自忠奉宋哲元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宋离平后，正是由于他“仍在北平城内与敌交涉”，国人“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慨”⑦。整个过程表明，张自忠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前提下竭力维持第29军的地位。本文就以事变演变为中心，分三个阶段来探讨。

一、事变之初在北平：与秦德纯、冯治安共同主持全局

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至七七事变爆发前夕，为应付日益严重的华北危局，第29军摆出“丁”字形部署：第38师师长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坐镇在前；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坐镇在后；军长宋哲元任冀察政委会委员长，与北平市长秦德纯坐镇居中；第37师师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坐镇保定呼应。七七事变一爆发，由于宋哲元在老家山东乐陵，第29军自然立即形成以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三人为核心的应付领导小组：在保定的冯治安接到部下旅长何基沣的报告后速返北平⑧。至于张自忠在何处，说法不一。他的下属、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说他“正在北平患痢甚重”⑨，张自忠自己也说“适予卧病在平”⑩。但是，有电文称他“八日晨由津乘汽车来平，下午即访秦德纯会商对策”(11)，日伪则说他是7月8日中午从天津“急遽来平”的(12)。无论在平还是在津，张自忠在事变爆发后立即与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会面协商对策。有电称，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张允荣等“终日会商应付办法”，直至深夜“犹在秦邸未散”(13)。《华美晚报》称，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等当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防卫办法，当即决议联合维持冀察两省两市之治安问题”(14)。他们除了致电宋哲元报告外，还派邓哲熙到乐陵催促速回坐镇。日伪注意到：“以冀察最高首脑部重要会议而解决本案，如两军对峙彻夜时，不无发生意外大冲突之危险，似(势)必赶紧协商，决定对策。”(15)

是反攻还是缓和，第29军各将领有争论，但是达成共识后一致执行。参谋本部次长熊斌7月26日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上报告说：“芦事发生后，八号及十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宋亦由乐陵电令先消灭当面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张自忠意见如何，张答无意见，于是于八日晚下反攻命令。殊日人方面因兵力甚少，得此消息，即多方派人疏通，谓可无条件撤兵，因之乃收回反攻命令。至十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自忠及许多亲日分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16)平津沦陷后出任伪北平维持会秘书兼财政局长李景铭的日记说：“冯治安决战，竟以大刀队制胜，而田代与青木因此而亡。秦德纯见事有可为，电催宋哲元回平坐镇。宋仍本和平宗旨与日周旋。此时如决战，或尚可一鼓歼敌。然日本大军未至，故亦停顿数日，由外交进行。”(17)依此来看，反击是众人的一致决定。冯治安建议乘日军援军尚未到达之际“予丰台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宋哲元也指示“先消灭当面之敌”，张自忠表示赞同，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及小队长青木传说阵亡，这说明第29军反击之烈。力求缓和，也是众人的一致决定。宋哲元指示“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18)，并“饬门致中八日十时速归平，传达意旨于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19)。他对前来催促的邓哲熙强调：“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20)显然，第29军在作有限度反击的同时，又企图以“一些让步”求得“局部解决”。因此，宋哲元并未速返，由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负责处理。

7月8日的交涉，在北平与天津同时进行。北平的交涉，起初由秦德纯负责。日伪报纸宣称：“在北平市长秦德纯氏第(邸)，以秦市长为中心，同冯治安、张自忠等冀察要人，与由驻屯军司令部入平之和知参谋、今井北平武官，严重交涉。”(21)中央社电称：“中日外交人员魏宗瀚、松井等，八日晨十时开始交涉。日方要求驻芦之二十九军部队须先撤退，再谈判一切；我方以日方要求不当，即婉词拒绝，致双方交涉无结果。十时至十一时，日兵继续进攻，但俱未得逞。十二时后，日方复派外交人员拟与秦德纯、冯治安协商一切，秦、冯派魏宗瀚接见，但交涉亦无何进步。”(22)双方10点开始谈，正好与宋哲元要门致中回北平的时间吻合。天津的交涉，由马彦翀和警察局长李文田负责进行，日方资料说是在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张自忠之间进行(23)，马彦翀也回忆说，张自忠“扶病，与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向日方在津驻屯军参谋长乔本(即桥本群)交涉。因此时日司令田代有病，由乔本代行”(24)。这反映了张自忠对天津交涉的影响，虽然真实情况是：马彦翀、李文田奉命质询驻屯军军部“此次发动之意向”，桥本群派人回答“无扩大之意，亦盼和平解决”(25)。俞飞鹏7月9日密电何应钦、顾祝同：“双方在平谈判，日军并托人向在津某当局斡旋。现冯主席在长辛店、张市长留平。以上为本日四时前消息。”(26)不过，两地的交涉变成北平一地，马彦翀说：“嗣乔本赴北平，由将军及冯主席秦市长在北平商谈。”双方“往返谈一日夜，总算谈判成立”(27)；日方也说“北平之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人，与我方之和知参谋、今井武官等交涉一切”，“九日或可成立交涉”(28)。

7月9日2时，双方达成协议。日方所说，极为简单：“(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三)芦沟桥的守备部队由冀北保安队担任。”(29)日伪说，该协议属于“绅士的协约”，以后“似决定用文书协定”(30)。除了双方停战这点外，中方所说与此极不相同，从中可见第29军上层以“一些让步”求得“局部解决”：其一，责任问题。马彦翀指出有“各惩办肇事者”(31)一项，这意味着第29军未追究日军制造事变的责任。其二，宛平城的接防问题。军政部在平官员严宽7月10日向部长何应钦报告：第29军本来提出由张自忠所部一营接防，但在日方反对下同意卢沟桥“仅由冀北保安队150员名改服警装，入城接防”(32)。其三，双方军队撤回原防问题。争论中心在于：日方要求“完全撤退宛平之华军”，中方“提出反要求，主张日军应退至原驻之地”(33)。秦德纯强调：“所谓原防问题即战前原驻地点，日军原驻天津者，应回天津；原驻丰台者，应回丰台。我军原驻宛平城内，因应战移防城上，我军由城上撤至城下，即为原防。”(34)严宽致电何应钦报告：“秦、冯主张对芦城绝不能退出。”俞飞鹏也密电何应钦报告：“日要求长辛店、芦沟桥我方不得驻军一层，宋明轩(即宋哲元)绝对拒绝。”结果却以“我军冯师一营退往长辛店”，换取“日军步兵撤出五里店，炮兵撤丰台”(35)。

在交涉的过程中，张自忠与冯治安、秦德纯于7月8日下午联名致电何应钦，报告处置措施。次日下午，何应钦回电：“兄等应付适宜，至为佩慰。”(36)协议达成后，三人再次联名致电国民政府，首先报告：日军“迭次猛攻，均经我军沉着击退，迄未得逞”，乃“声述不欲事态扩大，希望和平了解”。接着解释协议：双方决定“先行停战，部队各回原防，恢复原来状态”。最后表示“尔后交涉决以不丧主权，不失国土为原则”。蒋介石电示“嘉勉”，强调“应先具决死与决战之信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才能贯彻主张，完成使命。惟我军以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使全体官兵明瞭坚守一致。谈判之事，尤应防其欺诈，刻刻戒备，勿受其欺，北平城使内外不能任意出入为要。”(37)显然，“应战而不求战”等同于“只许抵抗，不许出击”，蒋介石同意第29军的处理方针。

双方规定冀北保安队于7月9日9时左右“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38)。6时40分，中方林耕宇、日方中岛中佐传达撤退命令。7月9日，俞飞鹏密电何应钦、顾祝同：“本日十时半起，双方部队向永定河东西岸后撤，候谈判解决。现平方秦市长等态度颇强硬，津方由李公安局长等与日接洽，日方驻屯军及使馆，均有人向我接洽。窥其情形，似有牵就我方，不愿事态扩大之意。”(39)7月10日，日外务省“接到电报，谓九日午后四时，残留于芦沟桥之中国部队，完全向永定河西方撤退了”(40)。但是，“一部份日军仍据宛平北车站不去”(41)。当日下午，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联名致电阎锡山，通报此情况并阐述第29军的应对方针：“(一)佳(即9日)晚前方部队双方虽经撤回原防，恢复原来状态，但日军仍留二百余人于芦沟桥东北之五里店，今晨复有六百余名，附山野二十余门，由丰台又向芦沟桥方面前进。(二)双方虽经接洽和平了解(结)，惟以现在后方军队调动情形视察，其是否真诚，诚不无可疑。(三)现全军将士已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本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积极准备。倘彼方反复异动，当遵委座(即蒋介石)指示，取断然之处置。”(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