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的巨变与走向（2）

第三个10年即2000年~2010年左右，“网络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多头并举。制度变迁充满非预期性，谁也想不到1992年开放的互联网平台在10年之后变成了互联网民主，这是对中国民主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发展中国民主的机遇。互联网民主让民意直达中南海，互联网再度复活了现代国家因规模问题而消失的直接民主。技术改变了民主形式，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闻所未闻、前所未有的新民主，其挑战性当然也是来势汹汹。

如果说互联网民主是一种技术革命带来的自发而非预期的民主政治，党内民主则是一种顶层设计和民主建构。从乡镇直选实验，到乡镇公推公选，再到各级党委的民主测评，都是在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的。改革开放已经带来三个深刻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成为当务之急，而党内民主被当作首选之策。党内民主原则伴随着整个党史，其间有好有差，而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则变成了选拔干部的一种普遍制度，其积极性毋庸置疑。

伴随着互联网民主和党内民主，一个新的民主概念导入中国，那就是被中国人转化为协商民主的“审议民主”。中国人兴奋地发现，被外国人奉为一种民主理论和民主形式的审议民主，其实就是中国一直就有的协商政治，比如“三三制”、群众路线以及广义上的统一战线，而且协商政治正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理论上有说法，历史上有实践，从此协商民主成为中国民主建设的显学。

第四个10年即2012年~2022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看到的世界政治现象是，很多国家的民主形式越发达，问题和难题反而越多。原因在于，尽管民主是一种价值，民主毕竟还有工具性属性；作为一种工具，民主是用来搞利益分配的，必然伴随政治斗争乃至流血的斗争。结果，正如研究印度的民主理论家所说，恰恰是印度民主社会最发达的二十几年来，印度的治理变得更差了，出现了奇怪的“民主悖论”：“1947年的最初几年里，民主政府运转顺畅，恰恰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民主社会（意指政党林立，公民组织发达——作者注）中；随着民主社会的慢慢出现，加上真正的政治平等意识的传播，它已经使民主政府的运转更加困难。”这实在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论，但却不是局限于印度的，而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当一个群体最终安定下来并决定按规则行事时，其他新兴的鲁莽群体则以平等的名义公然违抗规则。

民主很重要，治理更重要

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民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国家治理。为此，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当然包括现代性政治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民主问责、权力有限、大众参与、自由、市场与法治等，但这些形式的现代化说到底要通过治理能力来实现，否则发达的政治形式只是治理的羁绊，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要求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必须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强国家能力。因此，用学术语言来概括，中国的改革要以“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这就意味着，未来改革即到2020年的取向是：国家有能力、权力有边界、权力受约束。需要指出的是，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其实就意味着权力的人民性和治理主体的人民性，权力有边界和权力受约束就意味着，人民与市场主体的权利范围更大了，人民的自主性事实上也更强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