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学”到“中国学”（3）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互补

面对中国研究处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转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白杰明教授提出“New Sinology”的看法。然而，不管称为“新汉学”或“后汉学”，都难以避免本土化的问题，不同地区和环境，有不同的考量，往往影响其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主张将现在流行的“汉学”“中国研究”和“中国学”等概念，统一定名为“国际中国学”。新的名称不仅有利于反映这一学科近代以来“在内涵的价值层面与外在的研究资料层面”的重大变迁和改观，而且还能够关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实格局，以避免“汉学”的单一民族局限。中国学当然比传统的汉学的包容性更强，同时避免局限于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意涵。但中国研究的本土性还是没有办法摆脱的，最终还是会形成“中国的中国学”和“海外的中国学”的差异。

目前的中国研究，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或欧美国家的汉学系、东亚系，都有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挑战和两难。每个地区的中国研究，不管重点是传统的还是现当代的，都会具有其本土的特色。张耀铭先生的《中国崛起与“中国学”的本土化》一文中提出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认为“中国学”本土化的目标，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创新“中国视域”，总结“中国经验”，诠释“中国道路”。过分强调本土特色的中国学，最终目的只能够满足一己的要求，无法作为国际学术沟通的平台。

对于中国学研究的方法和发展方向，同样是目前许多地区中国研究所面对的重要抉择。其中比较关键的问题：如果中国研究需要追上时代、国际化，是否意味着需要突破传统人文学科的界限，向社会科学靠拢？在人文学科中，我们是否可以寻找中国学研究方法的借鉴？这些问题，也许是目前对中国课题研究的学人需要深思熟虑的。在我们鼓励跨领域和多元视角研究的当儿，如何利用西方学术研究的严谨方法，来分析中国传统和现实情况，是目前人文学科中的中国研究的当务之急。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