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学”到“中国学”（2）

西方学科的楚河汉界

中国传统的学问有“文史哲不分家”的看法，学术的界线并非壁垒分明。但西方学科分门别类严格，学科的疆界俨如楚河汉界。作为现代学术，过去汉学并未被视为是一门专门学科（discipline），就是“国学”也只被视为是学术的总称。早在1929年，著名学人郑振铎便曾经说：“‘国学’乃包罗万有其实一无所有的一种中国特有的学问，‘国学家’乃是无所不知而其实一无所知——除了古书的训诂之外——的一种中国特有的专门学问。”因为区域研究本身不能自成学科，地位无法与专门学科相比，有些学者因此认为其未来在学术界将无立锥之地，力求向西方学术方法靠拢，甚至希望将“汉学”或中国研究成为一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但将一个区域的特殊境况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普遍理论去分析，难免牵涉研究方法的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检讨中国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时便指出：“西方学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往往产生一种‘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局面。而现存西方观念和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界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观察西方社会现象的产物，方法论和其所产生的概念、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当这些概念和理论被用于解释中国现象时，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消失了。”

同样的顾虑，亦见于美国加州大学陈启云教授的分析。他在谈西方的汉学与中国学时认为西方汉学/中国学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西方学术又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环节，分析西方汉学/中国学要从西方文化的语境着眼。比较西方汉学/中国学和中华学术，更要从双方的历史文明着眼。他说：“西方（尤其是美国）‘中国学’的母体是‘汉学’。西方的Sinology，Sin 指的是‘秦’，或许有1000～2000年的历史渊源。13世纪至14世纪，蒙古人西征在东西交流方面，导致了长期间罗马教廷派遣使节来华；这些天主教士们用拉丁文写成的报告启蒙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重视，欧洲天主教的教士成为早期西方‘汉学／中国学’的主力。15至18世纪来华的天主教士们采取‘援儒入耶’的传教策略，因此努力学习中国的经、史、子、集。这种以钻研学术为目的的学问（与清廷科举之学相对的乾嘉‘汉学’）成为欧洲‘汉学/中国学’的主要传统。这些‘汉学家’的论述大都展现了中华文明美好的一面。19世纪至20世纪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开始深入中国民间低层社会，发现中华文化的种种黑暗面。兼之此时又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因而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向负面转变。”陈启云也指出西方的中国研究是受其本身的政治环境所主导，至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更加认为，过去数百年的西方“汉学”误解了中国的实情。美国政界推动以国家力量支持的“中国研究”，其主导力量为“美国国防教育法案”。此时西方的“中国学”研究是为了准确地认知当代中国的现实，加以有效的应对，其研究进程，是由今而古地逆索过去。

可以说，这里牵涉的问题颇为复杂。海外中国研究的动机究竟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有国情的差异。但区域研究本身就是跨学科的研究，往往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