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礼乐文明的构建之道（3）

礼乐文明的现代转化，需要吸收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同时还要让公私之域界限分明

礼乐文明以“生活政治”的方式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作用，对维系古代中国的社会秩序起到过很大的作用，这种模式对于现代中国依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具体的礼乐制度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因此，对于新时代的礼乐文明及其发挥作用的形式我们应该有新的认识。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大规模进入，礼乐文化中所包含的等级制度、尊卑观念、男女差别等对人性自由、个体独立造成阻碍的制度与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拒斥，传统礼乐文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在20世纪中国，曾掀起一轮又一轮对传统礼教的批判活动，这些活动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学热的兴起，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儒家的思想观念、文物制度的反思渐趋理性，社会上也逐渐提出要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中国优秀传统连接起来，因此，人们对传统“礼乐”的态度，发生了从“完全否认”到可以“转化利用”的转变。

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古典时代的很多具体琐细的礼乐制度已不复有生存土壤，但礼乐文化所表征的人类文明精神依然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依照礼乐文明的精神实质，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要遵循“基础性文明”，这种“基础性文明”体现在对待法律、国家的态度上，更具体的体现在人际交往等公共性日常社会生活中。传统礼乐文明中所倡导的秩序与和谐精神，依然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必要的主要文明要素。

秩序与和谐的精神气质要体现在理性人格之养成上。梁漱溟曾指出，要完成伟大事业，须要“大兴礼乐教化陶养涵育天机活泼而和乐恬谧的心理——乃得完成。”而中国现代社会的“伟大事业”，是构建一个更加文明、公正、自由和富裕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首先需要的是国民的人格修养。梁启超认为儒家政治的目的在于人的培养，他说:“政治的目的，在提高国民的人格，此儒家之最上信条也。”在现代中国，虽然我们的生活还和特定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但日常生活中逐渐去除形式上的“政治”化，已成为一个趋势，继续从“政治形式”上束缚人们的可能性逐渐减小，而从实质上让人们养成符合现代政治要求的“人格”，其必要性在大大增加。因此，政治的实质性目的，也就是梁启超所认为的“人格”培养，应该成为现代“生活政治”的着力点，而这也是积极的“生活政治”最为重要的展现。

如果我们要发挥“生活政治”的积极价值，延续礼乐文明对于建构社会生活规范与维护古代社会生活秩序的促进作用，那么新时期的礼乐文明要重新深植于日常生活的土壤中，在人们自然流露的日常行止中体现，而不能仅仅依赖少数儒家同情者精心制造的庆典、纪念活动来实现“复兴”。当然，庆典、纪念活动对于礼乐文明无疑是必要的，但仅限于这些活动，无法让礼乐文明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准则。弘扬礼乐文明之精神，培育新的“生活政治”方式，需要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传统“礼乐”所代表的文明精神，养成新的“政治人格”。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要袭用“礼乐文明”一词来代表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秩序精神的话，那么在现代生活条件下，还需要为礼乐文明增加新的内涵，比如要让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等现代性精神价值成为新的“礼乐文明”内涵，上述这些观念是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核心准则，应该增添到中华文明传统中并且形成最大共识。另外，新的“礼乐文明”还要努力不复成为混淆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生活规则，让公私之域界限分明。当然，礼乐文明的现代性转化，不可能仅通过建立新的“典章”来完成，更绝非朝夕之功，而是需要对中国古典“礼乐文明”和现代“民主法治文明”都抱有好感的人们在理论上和日常生活中进行长期而深入的探索。

（作者：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