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礼乐文明的构建之道

新礼乐文明的构建之道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为政治观念的落地与推行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活准则,同时也为日常生活构建出了政治意义,但却存在公私不分的弊端。我们应将传统礼乐文明所倡导的基本文明精神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同时添加新的时代精神使之成为新礼乐文明,并传递和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来,使政治与生活都能因之而走向良善。

与我们熟知的围绕政权而展开的政治活动相区别,在人类政治活动中还存在着一种“生活政治”。“生活政治”是在既定的政治意志下,将政治价值、政治信仰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习俗和传统并以此来强化共同体成员对政权及其主导的秩序之认同。中国传统的礼乐文明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政治”,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具有深刻影响,而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新“礼乐文明”的构建,必须正视“生活政治”所带来的启示与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私人性与公共性混淆的问题。

传统礼乐文明作为一种“生活政治”,有利于将政治理念进行最大程度的推广

就中国传统而言,礼乐文明是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所谓“礼乐文明”,指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形成的并被广泛接受的以礼、乐为核心的一整套关乎社会秩序、生活方式的制度体系、思想体系、习俗体系。在儒家的信念之中,礼、乐是伟大人物(如周公)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有序与和谐所增加的文明保障。礼乐文明的表现方式是礼仪、乐舞等具体形式,但其核心并不在于礼和乐的形式,也不在于礼乐制度是某个特定阶级或阶层刻意遵照的规范,《论语·阳货》上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八佾》中也说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说明在儒家思想体系里,礼、乐所表达的仁爱原则是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违背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原则的礼、乐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对所有阶层都是适用的。

按照儒家典籍的记载,在传统中国生活中,小到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大到国家的战争、朝觐、祭祀天地等政治事务,都深深的烙上了礼乐典章或者礼俗的痕迹,所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同时,日常生活也因此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或者说重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礼乐活动,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良性治理,“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在儒家的传统中,王道、良善政治都从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而就保证日常生活秩序而言,最有效的工具就是礼与乐。

在日常生活中,破坏了礼乐制度所规定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崩坏,因此,在礼乐文明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就是任何违背礼乐的问题都有可能被政治化:个体品格的毁坏,可能会导致对社会秩序的威胁:生活上不孝可能会引起政治上不忠的质疑,僭越礼制可能就意味着僭越权力,违背日常礼数就意味着将可能违背国家制度。《论语·八佾》中提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论语·学而》上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文艺生活不单是个人的娱乐问题,家庭伦理生活也不仅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这一切都可能演化为政治问题。在儒家传统中,生活中的礼乐问题无法与政治问题脱钩,套用“文革”中的政治话语,就是日常生活也可以“上纲上线”。“上纲上线”,是“礼乐文明”之所以是“生活政治”的突出表现,一切生活中的问题,都可能牵涉到政治问题,日常生活由于受礼乐的规范和教化而变得“泛政治化”。而这正是古典儒家政治家们所期望的,政治家们为了政治的需要而利用“礼乐”工具,礼乐与刑政一样,只是政治的工具,不同的是,“礼乐”是以教化而非暴力惩罚的面貌出现的,所以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和推行,故而更加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

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人们走路的姿态、相见的礼容、酬对的声音、装扮的衣冠、席位的安排、饮食的器具、乐舞的情状乃至各种仪式节庆等来体现和表征社会秩序、尊卑等级,既能为政治观念的落地与推行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活准则,也能为日常生活构建出政治意义,同时还能满足生活与政治的基本要求。因此,礼乐文明逐渐成为中国的悠久传统。但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由于用政治观念和等级秩序来束缚日常生活,使得日常生活逐渐走向刻板和僵化,甚至束缚人的本性,从而展现出“生活政治”的僵化特点,也因此成为服务于某种独特的政治意志的工具。当然,就“生活政治”本质而言,如果日常生活中落实的是正义的、符合人性的政治价值观念,那么这种“善的政治”也会因为“生活政治”而得到最大程度地推广,从而深入人心,化为人的基本素养,如现代社会普遍接受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政治理念,如果能够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成为共同体成员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那么一个自由、平等、公正的“好社会”的出现也将成为可能。因此,“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观念落实方式,其本身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问题则在于我们要落实什么样的“观念”。

就中国传统而言,将传统礼乐文明所倡导的基本文明精神创造性的转化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同时添加新的时代精神使之成为新“礼乐文明”,并利用“生活政治”的思路传递和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来,使得政治与生活都能因之而走向良善,将会成为我们思考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的基本出发点。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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