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礼乐文明的构建之道（2）

礼乐文明在实际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会产生混淆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后果

如上所述，礼乐文明表现为一种“生活政治”，是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基石。但是，人们理想中的社会政治活动与日常个人生活依然还有必要有所区分。而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在实际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会产生混淆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后果。儒家推崇的礼乐典章，往往把公共性的政治生活与私人性的日常生活融合起来，期望通过礼乐制度的安排，将属于政治的理念、价值变成人们的日常生活指南，即将公共性的规范塑造成私人生活的原则，同时，私人生活的原则又凝结为礼乐制度而变成公共的规范，私人生活原则与公共规范经由礼乐制度而变得界限不够分明。

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混同所构成的“生活政治”，其最大的困境在于模糊公私边界，也就是公共权力、公共交往的准则侵入私人生活领域，公共意识转化为个人意识，私人生活被刻上政治的烙印。国家和社会政治的公共性与私人生活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公共性的社会政治要求的是规则和制度，而维系私人生活的往往是道德与情感，而公私模糊的“生活政治”则混淆了制度、规则与道德、情感，导致了公私不分，也引发出很多的问题。如多年来学界反复争论的“亲亲互隐”问题便是一个例证。“亲亲互隐”的问题指的是亲属中有人触犯了社会法令(公义所在)，其他人是应该帮助其隐瞒还是应该出来举证?在这个难题之中，人们往往会陷入一个私人情感与社会公义的困境:亲属之间如果互相包庇，挑战和损害的是公共性的制度与规则，维护的是私人情感(甚至也包括道德)；而如果亲属间互相攻讦与举报，损害的是私人生活中的温情脉脉，所维护的则是公共性的制度与规则。我们知道，在良好的社会里，人情与公义都不可偏废，割舍一方都无疑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公私之间发生张力的时候，如何审时度势地进行考量、取舍就成了最为重要的问题。客观来看，“亲亲互隐”所带来的伦理争辩，各执一端的观点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争辩本身则反映的是公私不分所带来的理论张力，而这也是礼乐制度所带来的“生活政治”范式的困境所在。

在“生活政治”的论域下，私人的情感表达、家庭生活等都有可能成为公共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私人的道德生活对国家社会的公共生活影响至大，这是儒家传统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日本学者仁井田陞认为“公私不分”的伦理政治是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当然，公私不分是前近代中国社会的伦理政治的特点之一，也不尽然全无是处，对社会政治是有一定良性促进作用。学者陈乔见曾将儒家视野中的道德与政治关系所表现的正面价值概括为“为政者个人道德的公共性”和“道德价值之于政治的范导性”，这种强调私德对于政治重要性的儒家立场，确有所见，对于解读政治生活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在现代性的视野下，主张自由、人权、平等、公正等现代政治价值的人则要求将政治与私人道德剥离开来，强调公共性的生活与私人性的生活应该有所区分，并提出家庭、私人生活空间的道德应该与涉及到公共问题的准则从理论上区别开来，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应该界限分明。由此可见，在现代生活背景下，由传统礼乐文明引发的“生活政治”所带来的公私之辨依然具有其现实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