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要与时代同频共振（2）

文艺家要发先声传新声

张江：赵勇教授刚才提到了《班主任》这部作品。我要问的是，“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成千上万，为什么这部小说会成为旗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作者以其敏锐率先发出了时代的呼声。文艺作为时代的随行物，不仅要反映时代，还要引领时代，代表时代高度，这就决定了文艺家要发出时代新声，作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何建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现象：一支歌曲敌过一支军队、一篇檄文摧毁一个政权。文艺作为独特的精神产品，能激发人类空前的潜能，也能摧毁任何固若金汤的精神建筑。任何简单的复制生活和迎合生活，都不能真正体现艺术本身的光芒。文艺要发先声、传新声，所体现的正是文艺自身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一切进步、向上的文艺作品的基本内质。艺术作品有大有小，文艺家的本领有高有低，这是客观存在的。但只要心存善良和爱，其作品就能与时代进步乐章同频共振，发挥积极作用，尽先觉、先行、先倡之一份力量。

杜学文：文艺家在创作中可能会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但若能感受到时代发展进步的本质而不是皮毛，感受到人与社会变化进步的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作品的意义就更加重大。因此，我们更倡导的是创作者要有对历史规律性的把握，对现实生活复杂性的理性体验。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够表现出时代进步的内在动力，表现出人民需求的潜在未来。文艺创作就不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的简单呈现，同时也成为时代进步要求的热切呼唤。这种呼唤将对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引领和推动作用。

赵勇：英国作家劳伦斯曾经说过：“艺术的职责，是揭示在一个生气洋溢的时刻，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由于人类总是在种种旧关系的罗网里挣扎，所以艺术总是跑在‘时代’前头，而‘时代’本身总是远远落在这生气洋溢的时刻后面。”在分析梵高的《向日葵》时，劳伦斯意识到了文艺家与时代的崭新关系。文艺家应该把他提前感知到的东西诉诸笔端。并非每个作家艺术家都有能力做时代精神的引领者，时代风气的先行者，但其中必有一些人大智大勇，敢于表达，善于言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作家和艺术家的良知和责任，成为一个民族的脊梁。对于这样的文艺家，我们更应该敬佩、爱戴乃至呵护。

白烨：1987年，贾平凹写出了长篇小说《浮躁》，在文坛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当时，人们主要从及时反映农村变革中的新生活与新人物的角度来看待这部作品，实际上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先见之明”，就是“浮躁”这个书名对于伴随着生活变异而凸显的社会情绪的扼要概括与准确把握。应该说，当下从社会生活到文艺领域普遍存在的“浮躁”现象，正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而文艺传时代新声的例子，则有1979年蒋子龙率先反映改革家时代风采的《乔厂长上任记》。这些例子都说明，文艺家发先声、传新声，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为时代代言的资质

张江：没有人能够脱离时代。手法再高明的作家、艺术家，也无法涂抹掉自己创作中的时代底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作家、艺术家都自然而然地成为时代的代言者。堪此重任，为时代代言，需要作家、艺术家挣脱一切客观和主观的羁绊，真正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以公正、理性、良知为内在驱动。这是一个合格的代言者最基本的资质。

何建明：我们的社会无论发展到何时，都离不开作家和艺术家的独特视镜与情感测温表。抒写和记录时代的每一个细微处的进步与落后、美好和丑恶，永远是创作者的责任。作家、艺术家必须高尚，否则无法抵达高尚者的灵魂深处；作家、艺术家必须勤奋，否则无法听到一个低微的社会弱者的心灵的真实呐喊；作家、艺术家必须勇敢，否则任何努力都可能半途而废。

杜学文：严格意义上说，作家都是在为自己的时代代言。而要做好这种“代言”，表现好自己的时代，必须确立科学的正确的历史观。只有确立了正确的历史观，才能科学地真实地分析我们的历史与现实，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深刻发现与感受人民创造历史的必然，准确表现我们建设新生活、实现中国梦的不懈努力，给人以启迪、信心与力量，使人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感受到未来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