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要与时代同频共振（3）

赵勇：文艺家要做好时代的书记官，首先是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有担当意识，要像巴尔扎克那样，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秉承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恩格斯曾经指出：巴尔扎克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敢于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当前中国的一些文艺家对现实主义的精神或者领悟不深，或者还有许多思想包袱。他们虽对现实也有所揭示，但往往绕来绕去，浅尝辄止，缺少正面强攻的意识，只好用种种形式技巧来掩盖这种揭示的不足。

白烨：在文艺创作中，不同的作家、艺术家会有不同的视角与选择，但从根本和长远来看，能留得下来、传得开去的，多是那些书写了自己时代的生活与情绪、人物与性格的力作。这样的作品既能打动当下的读者，也能吸引以后的读者。由此我想到刚刚热播过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原著作者路遥。他的《平凡的世界》自出版以来，年年加印，经久不衰，至今仍在小说类图书畅销榜上名列前茅。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作者路遥真诚又真切地描述了他所意识到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青年一代的人生奋斗。我以为，《平凡的世界》称得上是一部中国乡土社会在改革初期的“历史摘要”，而路遥也称得上是“历史书记官”式的小说家。

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

张江：从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讲，描写飞扬的人生、传奇的故事、惊险的历程，最容易上手，也最容易受到读者和观众的青睐。正因为如此，普通人的平凡人生往往被作家、艺术家舍弃。但是，恰恰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用他们默默无闻的歌唱，汇聚成了振聋发聩的时代交响。因此，文艺创作还是要书写和记录人民及其伟大实践。

何建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身为作家、艺术家，书写与记录人民的生活和伟大实践，是最根本的任务和最基本的方向，否则就是一种失职与失德。要充分认识到文艺创作不是一般性的简单劳动，而是一种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的精神行为。作家、艺术家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创造水平和对社会的感悟能力，对自己的知识与经验持续地审视和更新，不断从人民群众的丰富生活与时代发展的土壤中挖掘和汲取营养，认认真真写作，而非随心所欲地码字。

杜学文：我们的创作仍然缺乏那种对中国波澜壮阔的变革与进步的深刻表现，还缺乏那种能够典型地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面貌的黄钟大吕式的史诗。一些作品似乎有这种努力，但由于作家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缺乏深刻的把握，显得比较粗糙、简单，没有达到相应的艺术深度。还有的作品对中国的现实与历史缺乏准确的了解，所呈现出的生活不具有典型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与我们的创作疏离现实生活，疏离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有着非常重大的关系。

赵勇：我最近读了一些打工诗人的诗歌，其中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底层”不仅已开始说话，而且是在以最高级的语言说话。当诗歌界的成功人士飘浮在云端写作时，当中产阶层诗人玩弄着文字游戏无病呻吟时，这些所谓的“打工诗人”却把自己刻骨铭心的伤痛吟成了诗句。因为处在社会最底层，也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悲和喜的凝聚，所以那些经历和体验一旦入诗，他们的笔下就有了毛茸茸的真实，也摹写出了残酷的现实。由此我便想到，我们的文艺可能离底层民众已经有了一些距离。当文艺家们没有能力去书写和记录这种实践活动时，底层人便会身体力行，自发加入到这种书写和记录的行列。在这样的文学作品面前，文艺家应该反省。

白烨：文艺的生命力，既在于根植于生活，又在于作用于时代。无论是从文艺自身的规律性要求来看，还是从文艺创作所存在的欠缺来看，立足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演变，记录和书写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委实是作家、艺术家们需要认真思考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

张江：时代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特征。文学艺术要想与时代同频共振，作家、艺术家首先要做自己时代最敏锐的发现者和感知者，同时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与这个时代相契合的话语和表达。在这方面，没有禀赋和捷径可言，只能俯下身子，钻到泥土的最底层，用心去倾听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