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要与时代同频共振

文艺要与时代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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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总是受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的影响,其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感悟也总是因时代而催生

并非每个作家艺术家都有能力做时代精神的引领者,时代风气的先行者,但其中必有一些人敢于表达,善于言说

作家、艺术家要挣脱各种羁绊,真正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以公正、理性、良知为内在驱动

我们的文艺可能离底层民众有了一些距离。当文艺家没有能力去书写和记录这种实践活动时,底层人便身体力行,自发加入到书写和记录的行列。在这样的文学作品面前,文艺家应该反省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何建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

杜学文(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批评家)

赵 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白 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江:我们承认,一些经典文艺作品能够穿越时空,具有永恒的价值。这种永恒价值的形成,不是因为作品脱离了自身所处的时代,恰恰相反,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首先扎根自己的时代,然后才能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欣赏,从而具有永恒性。这一事实,可以从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那里得到印证。

文艺是时代的随行物

何建明: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无不遵循一个普遍的规律:随时代而行,是时代的必然反映和产物。这是因为,作者总是受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的影响,其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感悟也总是因时代而催生。例如中国的《山海经》、希腊的神话,是古代人类在没有可能获取与之相适应的发达的科技与知识的情况下,通过虚象幻境的表现形式,来图解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象,作品寄托的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理想与追求。而像《红楼梦》和欧洲19世纪的一些小说,则更直接地反映了作者对所处时代生活图景的叙述与价值取向、审美理想。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学,几乎都烙上了时代赋予作者身上的某些甩不掉的历史责任与生活印痕。

杜学文:一定的社会生活必将产生与之相应的情感方式。我们的创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某一特定的时代背景,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即使我们描写的是另一时代的人与事,并且把那一时代的生活表现得十分真切细腻,也是当下这一时代的情感产物。因此,创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都要或直接或间接地表现我们生活其间的时代精神。

赵勇:法国作家萨特的所作所为就很能说明问题。“二战”结束前后,他深感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之痛,便把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上升到存在主义哲学的高度,并在他的小说、戏剧中反复深化这一主题。由于他的大力推动,存在主义深入人心,文学成为介入现实乃至改变世界的手段。他大声疾呼:“文学的命运与工人阶级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这种鼓与呼的执着,今天看来依然让人动容。中国新时期发端的“伤痕文学”也是如此,刘心武的《班主任》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具有价值,便是因为它率先揭露了“文革”对青少年精神世界与灵魂的扭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时代呼声。

白烨:文艺是时代的随行物,因为作家、艺术家都置身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属于一定的社会阶段。他们作为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的介入者、见证者,无论是感受与感想、情感与情思,抑或是写真与纪实、虚构与想象,一定都会带有他那个时代从物质到精神、从生活到文化的种种痕迹与烙印。

责任编辑:艾磊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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