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与廉正 （2）

程颐说：“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遗书》卷十五）就是说治理国家之道，如果就本而言，那只能纠正君主内心的偏邪，君主心正了朝廷就正了，朝廷正了百官就正了。如果从具体事务而言，那就是挽救弊政，为了挽救弊政，当然得进行改革。大改革则获大益，小改革则获小益。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与公肃甥书》中说：“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这就是说，真的要做到兴国安邦正百官，首先必须除恶扬善，扶正祛邪，弘扬正气。

对圣贤大儒的这些教诲，历代统治者、官员都心知肚明，很多人还积极付诸实施，恪守廉政原则，正人正己，上行下效。

如贞观初时，太宗对近臣说：如果要安定天下，君子必须先端正自己，身正不会影斜，只要朝廷清明，下层就不会动乱。

明代思想家薛瑄，在《薛文清公从政名言》中说：“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他将为官者廉洁从政分为“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三个层次，即最高层次明白为官之道，人格高尚，根本就不会伸手的官员；其次是重视名节，正直狷介不伸手的官员；再次是心中想拿但害怕法律处罚，害怕丢掉乌纱帽不敢拿的官员。

廉政文化的现实意义

历代圣贤大儒这些论述以及古代清官的事迹，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与国家治理有重要启示。

正人必先正己。为政者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下属与老百姓自然风行草偃，上行下效，这是孔孟及后儒子反复申说的一个话题，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今天的领导人应该继承和弘扬儒家的这一伟大思想。当然，今天的“己”不仅仅是把自己管好，还要把家人和亲戚朋友管好，这大概是对当今执政者的严峻考验。

从“格君心之非”说，我们可以领悟，就领导而言，仍然应该加强自我修养，保持内心纯正，同时周围的同僚和下属也有帮助、提醒领导纠正偏邪的意识和职责。“格君心之非”其实还是个“正心”的问题。由领导格心之非以求正心，层层下推，各级领导都应该这样，一个社会才有希望。当然，在今天更要注重通过党内党外的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来真正付诸实践，得到实现。

薛瑄对清官“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的划分启示我们，取与不取的主动权根本上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取与不取的选择便是一个人品行、节操的反映。在廉政建设中，应该大力加强惩防体系建设，健全制度，强化监督，使官员们对贪腐行为“不愿为、不想为、不敢为”，即使“想为”、“敢为”也“不能为”，真正净化我们的官场。

总之，我们既要强调“廉正”的正心为基础，同时也要强调“廉政”的制度建设，要以正人心为体，以立制度为用，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双向互动。这样，在解决当前紧迫的腐败问题的同时，又为中国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