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推动“中印关系模式”主要切入点
随着经贸、政治和安全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印双方需要协调处理的细节问题越来越多。要打造并向外推广“中印关系模式”,两国尚需做更多的基础性工作。
(一)淡化恩怨,准确定位和协调各自核心利益。
中印是世界上少有的陆地边界还未正式划定的大国,边界谈判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持续至今。边界问题是西方殖民者遗留给双方的包袱,成为不时挑动两国人民神经的一根刺,也时常被外部所利用,牵制了两国政府较多精力,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仍将产生决定性影响。目前,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差距不小,解决该棘手难题不只需要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外交智慧,更需要两国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该问题,需要相互妥协的勇气和引导舆论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国际环境的积极变化加以配合。考虑到该问题的高度敏感性,两国应在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缩小在边界实际控制线问题上的认知差距、扩大两国边贸往来等方面多做些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永无出路,唯有通过耐心、艰苦、互谅互让的和平谈判,才能最终形成一条清晰的、同时获得两国人民认可的友好边界。
(二)超越冷战,赋予中印关系新的内涵和视角。
如何理性看待对方发展壮大、坦然面对竞合问题,将是发展中印关系的“常态性课题”。中印同步崛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政治现象。近年来,印不同层级官员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印关系并非对抗性的“零和游戏”,并为全球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了贡献;两国贸易关系日益壮大,双方在国际经济秩序、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均保持密切磋商。诚如印前总理辛格所言,联盟、遏制的旧理论已过时,印中是无法遏制的;两国也不应该寻求相互遏制,合作的好处远远大于遏制可能带来的任何假定收益。印中应该在平等和友好的精神之下与对方互动。
但同时,中印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存在竞争是不争之实,亟需理性看待和妥善应对。积极的竞争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外在动力,不能以消极的态度对中印关系中竞争性。印前驻华大使拉奥琦曾撰文表示,“中印关系既复杂且有多面性,两国的竞争与合作总是相互重叠,适当的健康竞争对两国关系未必是坏事,反而可能会诱发更有意义的合作。”随着印度崛起壮大、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提升,部分中国人也认为印度给中方带来了威胁和压力,担心印方试图用武力解决两国边界问题、与美国勾连遏制中国等。但迄今为止,印度对外战略出发点仍主要着眼于提升其国际地位、增强其战略自主等正常考量,“向美西方一边倒”并非“印度外交政策的DNA”,也不符合印国家利益。
(三)务实合作,最大限度拓展共同利益基础。
中印应继续落实达成的有关共识,在八大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包括基础设施扩建及现代化、城市化经验交流互鉴、制造业与服务业优势互补、共同应对能源安全、合作应对粮食安全、联手维护维护一个开放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协力维护基本稳定的全球秩序与和平的周边环境。同时,中印应推动贸易、投资并进,实现平衡发展,早日启动两国区域贸易安排谈判,加强产业园区建设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中印两大市场对接,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此外,双方应善用各种契机,弘扬传统友谊,扩大友好合作的民间感情和民意基础。最后,继续维护两国在多边领域的合作亮点,密切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机制中的协调配合,共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在气候变化、反恐、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立场。
(四)双多边结合,构建多支柱的合作关系网络。
首先,冷战后中印关系发展表明,高层互访是推进两国关系的利器,两国需要保持制度化的最高政治层级互访,保证各层级官员之间经常性交流,以有效防范战略误判和两国关系变形。其次,两国应善用边界问题各种谈判机制,采取建立边界地区互信等措施,以最终划定两国边界,同时保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宁。最后,中印间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的增长是互利双赢、可持续性的,从战略高度处理两国贸易摩擦问题。另外,随着两国影响日益扩大,双方需要建立双方海外利益的协调机制。两国学术界、文化界的非对抗性对话以及民间往来的便利化措施,对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迄今为止,中印已逐步确立了四大合作架构,即定期峰会和高层会议、军事互信措施、边界谈判和相互贸易投资,但这四根支柱仍不足以支撑整个中印关系的更大发展,新的中印外交架构必须是一个深层次、多层面、环环相扣的,以便让两国政治领袖、官员、企业、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磋商和协调,建立战略互信,确认和加强共同点,妥善处理出现的矛盾与分歧,促进双边及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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