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美两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创议成为世界政治的热点话题。文章认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应从理论与政策、历史和现实等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要想准确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实质，一方面需要超越现有国际政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旧有范式，将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互动等多重变量纳入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包括中美在内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总之，只有通过理论透视和历史比较，才能把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具备的学理基础和现有条件，进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更有意义的判断，并努力“预为之谋”、最大限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理念最初是由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于2010年5月在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提出的。①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再次强调应“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②此后，中美两国围绕这一理念进行了多次积极互动，并以2013年6月的“习奥庄园会晤”为标志，双方就此达成基本共识。

按照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③就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而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首要目标是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分歧和矛盾，避免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或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④就外交实践而言，两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不仅在双边关系上，而且已经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成为世界政治的一大热点。毋庸置疑，这种影响源于当前中美关系所具有的史无前例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世界上经济规模和国际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大国，中美不论在双边经贸领域还是在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上的相互依赖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作为两个具有显著差异的文明国家以及在现实战略利益上存在诸多矛盾的大国，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不信任问题也在大国关系史上位于最难处理之列，尤其是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正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⑤

本文认为，正是出于中美关系的上述复杂性和重要性，对“新型大国关系”应当在理论和政策、历史与现实等多个层面予以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在理论与历史层面，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中美关系的背景在近年来出现了显著变化，一些分析家开始重拾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理论”，强调正如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以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那样，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会与体系的主导国——美国——爆发激烈的安全竞争甚至冲突。因此，本文首先将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的重新思考和批判，并通过学理分析和案例比较，表明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互动在决定大国间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方面的重要性。⑥在现实政策层面，由于中国的不断崛起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开始呈现出日趋复杂的图景。本文将探讨在这一背景下，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制约因素及有利条件。通过理论透视和历史比较，本文力图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提供一个较为科学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结论。

一、超越权力转移：对“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的理论透视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是研究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冲突与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并被许多分析家用来讨论当前的中美关系。⑦然而，由于一系列逻辑上的缺陷，该理论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力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一部分属于广义上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要想准确把握历史上和当前出现的“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的实质，就需要超越以权力转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研究范式，将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及国际战略互动等多重变量纳入研究范围，最终通过案例检验得出关于这一问题的合理结论。

(一)关于权力转移理论的重新思考

权力转移理论最初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奥根斯基(A.F.K.Organski)于1958年提出，此后经不断发展而成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根据该理论的观点，人类历史分为前工业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时期，权力转移理论适用于当前的工业化时期，均势理论适用于前工业时期，而未来的后工业时期则需要新的理论。⑧这一理论分析的对象为大国(great powers)，因为只有大国才能对国际体系和世界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⑨最后，该理论认为，工业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为理性行为体，他们会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手段达到目标，当然这并不排除有些领导人更倾向于冒险。⑩

从上述三个前提条件出发，权力转移理论得出了如下三点结论。(1)霸权体系能够带来和平，均势则易引起战争，因为后者会为一些国家通过“先发制人”以获取战略优势提供重大诱因。(11)(2)工业化国家具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极高的经济生产率，所以其国力的主要来源为内部，这与前工业时期的国家依靠“均势”这一外部因素生存的机理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工业化国家中，即使是战败的一方也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迅速恢复到甚至超过战前实力，这一特征即所谓“凤凰因素”(phoenix factor)，它同样加大了国家间爆发战争的风险。(12)(3)工业化国家完成权力转移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即潜在权力期、过渡增长期和权力成熟期，而最先进入过渡增长期和权力成熟期的国家将会获得所谓“先发国家”优势，(13)因此这些国家将成为体系主导国，并致力于建立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国际秩序。然而，由于工业化时代的知识和技术是可以扩散的，其他大国迟早也会进入权力的过渡增长期和成熟期，随着这些“后发国家”与主导国力量的接近，它们将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巨大威胁，从而引发与主导国间的冲突与战争。(14)

从以上三点结论可以看出，权力转移理论在分析大国关系、特别是国际冲突与战争方面具有显著的创新之处，特别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批评和挑战了长期以来主导国际政治理论的“均势”思想，指出了大国权力的增长必然导致国际权力再分配的事实，并对新兴大国崛起的国际后果进行了较为理性与平和的分析，成为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研究“权力”方面的一种有益补充。(15)然而，该理论在理论假设和逻辑推理上存在一些明显的漏洞，不但削弱了其理论解释力，而且与诸多历史事实不符。例如，该理论认为，工业化的结果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已由领土征服和结盟转变为经济技术进步和政治组织方式变革，那么，理性的国家行为体为何还要发动侵略战争呢?它们希望获取何种战略收益、实现什么目标?该理论并未予以回答。又如，对于新兴崛起国来说，既然它们的权力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体系主导国，那么只要具备战略上的耐心、保持战略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它们必将成为新的主导国。然而，这些国家为何要通过挑战现有国际体系及其主导者从而实现权力转移呢?换句话说，理性的崛起国应该能够认识到，战略克制而非战略进攻是登上权力顶峰的最佳选择。再如，对于主导国来说，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它们是现状的满意者和维护者，因为现存体系对它们更有利。然而，斯蒂文·陈(Steven Chan)通过历史和理论研究证明，体系主导国也可能通过发动“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以避免崛起国对其地位构成威胁，并借此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身利益。(16)此外，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通过对历史的深入挖掘也发现，从1600年到1945年发生的六次大规模战争中，有五次是具有军事优势的国家发起的。(17)在经验事实方面，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处于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有的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甚至战争，而另外一些却能与主导国和平相处：前者如一战前的德国和英国，后者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美国和英国。最后，与前述第三点相关，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体系的主导国会出现“修正主义”(revisionist)倾向?例如，美国在冷战后不断推动北约东扩、接连发动两场战争等都表明它并非满足于现状，其原因也无法用这一理论加以解释。(18)

因此，权力转移范式的一个重大理论缺陷是，它无法解释体系的主导国和新兴的崛起国在不同条件下各自的权力“性质”，以及它们分别希望在国际体系中实现哪些战略目标。更为关键的是，该理论无法区分不同的崛起国以及同一崛起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战略选择对于既存国际体系造成的冲击有多大，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这种冲击会导致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发生对抗、冲突与战争，而只是简单地认为权力转移必然会带来国际局势动荡乃至引发大国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部分学者将当前的中美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以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进行类比的做法，是明显掉入了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陷阱”。本文认为，对中美战略关系的研究必须超越权力转移理论仅以军事和经济因素作为分析工具的简单做法，深入探索现代国家的不同国内政治模式及其相应的对外战略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合理地判断中美战略互动的未来走向。

此外，包括权力转移理论在内的主流现实主义理论对“体系”、“结构”的过度强调和对“单元”的有意忽视使其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存在很大局限，甚至可以说，这一点是几乎所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主要弊病之一。根据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经典理论，国际体系由结构、单元和单元之间的互动三要素组成，结构和互动决定了单元的性质。因此，单元之间会呈现出“趋同效应”，在构建国际政治理论时应将单元层次的分析排除出去。(19)然而，沃尔兹并未认识到趋同效应并不是绝对的，它最有可能发生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而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方面，单元之间的差异可能是根本性的，因而不容忽视，否则便会给国际政治分析带来方向性错误。在笔者看来，不同单元之间以及同一单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政治模式差异会直接导致迥然不同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而使特定单元间战略互动的性质出现明显分野，这就是国际关系史上“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最终产生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