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4）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有利条件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和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存在一系列有别于历史上英德关系和美苏关系的特有制约因素，它们给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实现构成了不小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中美关系的现有框架内，也存在若干有利于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与英德关系及美苏关系相比，中美两国具备诸多可以利用的显著优势。这一系列现实有利条件与本文第一部分构建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得以发展的“两翼”，即学理和现实基础，从而能够帮助中美实现一种有别于以“对抗”和“冲突”为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模式的新型大国关系。具体来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有利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美两国具有的诸多“同质性”特征使其全然不同于历史上的英德或美苏关系；第二，总体的世界政治形势和时代条件变化有利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也是“权力转移理论”所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54))；第三，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在长达40余年的外交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有利于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

1.中美两国的诸多“同质性”特征

第一，中美两国都是具有洲级规模的超大型工业化国家，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压倒性地征服对方。相反，历史上的英德两国均远不具备这样的大陆规模，因而征服对方的可能性为双方(尤其是国内政治模式“卡特尔化”的德国)提供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大诱因。(55)中美两国的该项“同质性”特征同样适用于美国与苏联，它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对峙时期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对抗。这一事实证明，在工业化时代，“洲级大国”之间发生冲突与战争会产生使双方都难以承受的高昂代价，成为制约大国战争的有力外部因素。

第二，中美两国都是“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而非近代以来发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文明国家”的最重要特征是它们各自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多元化”和“兼容并蓄”的历史，多民族、甚至多种族的人口构成使双方能够相对成熟和更加包容地接受不同文化、接受差异与分歧。美国的移民社会特性、中国的多民族融合历史都是这一特点的鲜明体现。更重要的是，这类国家往往对自身文化充满自信。(56)如美国一直以其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传统而自豪，中国则为过去两千多年的文明史而骄傲。相比之下，英国、德国和俄罗斯则是典型的民族国家，它们的民族主义相对狭隘，甚至容易走向极端(尤其是历史上的德、俄两国)。因此，中美两国能更加成熟、包容和富有技巧地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从而避免战略对抗和冲突。

第三，中美之间拥有比美苏之间更多的文化共性。例如，两国都信奉实用主义(pragmatism)，不会轻易被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所左右，所以中美发生“新冷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又如，中美两个社会都是以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世俗主义(secularism)为导向的社会，从本质上讲，它们在理解彼此观点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根本性障碍。值得一提的是，与之相反，尽管美国与日本是军事上的盟友，但美日之间的文化共性远远少于中美之间，因此某种程度上讲，美日关系天然地远不及中美关系成熟和健康。

第四，与英、德、俄等国相比，中美两国都属于“全能冠军”型国家，亦即两国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都非常强大。尽管美国在这两方面的权势依然远远超过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不仅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于同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工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其软力量长期以来被严重低估。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学说曾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并且现在已处于复兴之中；又如，“中国模式”优越性的彰显也使中国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日益上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方面，英德两国都属于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的“中等强国”(the middle powers)，(57)因而从硬权力上讲，它们均无法与中、美、苏等“洲级大国”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从软权力角度看，冷战时期的苏联由于自我封闭和制度僵化，因而在文化及制度吸引力上远远无法与今天的中国相匹敌。

2.世界政治形势和时代条件的新变化

第一，二战结束以来，核时代条件下的“恐怖平衡”早已使得中美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变得难以想象，而并非如权力转移理论所简单描述的那样。20世纪上半叶，主要大国间战争频发的一大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外部技术制约。冷战期间，尽管美国和苏联的力量远远超过此前的英国和德国，但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美苏在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时显得格外谨慎。(58)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虽然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远远高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单纯的“避战”，但无论如何，核时代的到来至少有效地阻止了中美两国大规模兵戎相见。(59)

第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文化”(cultures of anarchy)在二战之后的变化同样有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这是在现代政治模式这一有利的双边条件之外，国际体系和环境为中美关系提供的独特机遇。根据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理论，国际政治存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60)与这三种文化分类相对应，体系中的主要大国对彼此的认知分别为“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自1648年现代国际体系产生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国际政治一直处于霍布斯无政府文化之中，因而20世纪上半叶英德两个体系中的最主要大国将对方视为敌人，并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从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由残酷的霍布斯文化过渡到相对和平友善的洛克文化，美国在战争结束之初无与伦比的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它主导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维持和平和促进发展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另一方面，它还将欧洲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通过经济军事援助推动了欧洲的复兴。在洛克无政府文化之下，伴随二战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合作而非领土蚕食上，其中的典型案例即日本在近代历史上的第二次崛起(即二战后作为贸易国的兴起(61))与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第一次崛起(通过武力侵略、占领殖民地)在方式上全然不同。尽管冷战期间的超级大国对抗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洛克无政府文化的积极作用，但后者毕竟使国际政治变得更加文明，同时为冷战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内政治模式转型和飞速的经济发展本质上也得益于洛克无政府文化下的国际环境，因而中国没有理由去破坏或者改变这种环境。

第三，自冷战结束以来，人类经历了一场迄今为止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无与伦比的全球化，并因此在国际体系层面产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两大后果：一是越来越多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显，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求中美两大国加以合作以共同应对，如果中美出现对抗，则不仅有损于各自的利益，更会加剧各类全球性挑战的严峻程度；二是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中产阶级力量持续壮大，以及互联网等现代科技创新的不断涌现，一个松散却明显的全球市民社会正在形成，它将在限制国际冲突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市民社会天然地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去实现追求财富、提升教育等现代人的生活目标。所有上述条件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期间均不存在。

第四，当前，国际法和各种全球性、地区性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日益“刚性化”也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积极条件。越来越多的国际及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为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双边和多边国际议题的探讨及解决提供了有效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没有这些全方位的合作机制，那么任何全球性问题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故而国际机制正趋于“刚性化”。例如，如果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没有二十国集团(G20)这样较具普遍代表性的国际合作机制，那么各主要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国显然将无法有效协调应对金融危机，推进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具体政策措施也将难以实现。此外，国际法在解决国际争端的过程中也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希望找到一种更为和平、公正和更具权威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法也开始日益“刚性化”。

3.中美关系中有利的双边条件

自1972年实现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经过4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两国从中均获取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也为今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2)首先，1972～1989年，中美在共同应对第三方威胁——苏联全球扩张——的基础上形成了“准盟友”关系，这一关系在促成苏联瓦解的外部地缘压力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3)其次，从1992年开始，中国全力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并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帮助美国增强了作为后冷战时代独一无二超级大国和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最后，通过两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超过90个政府间交流对话机制和更多的非政府二轨沟通机制，用以加强两国协调。毫无疑问，这些机制对于增进战略互信、减少双方误判将起到积极的作用。(64)

当前，随着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深，经济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此外，中美两国的社会联系之广在主要大国关系史上也极为罕见，特别是由于海外华人的特殊纽带作用，中美关系存在十分深厚的人文及社会基础。最后，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进行的理论分析那样，中国自1978年以来(尤其是1992年以后)所出现的政治模式转型及其对外战略调整本身大大减少了中美对抗的风险。因此，中美两国都没有任何理由去根本改变现有国际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