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2）

(二)国内政治模式与大国对外战略选择：现有理论的解读

本文所说的国内政治模式，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的主权国家所采用的政治组织方式。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主要依据“工业化时机”这一变量，对现代国家的不同政治模式进行了分类，并对其相应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行了研究。截至目前，关于这一问题最具影响的两种理论分别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国内联盟政治与对外扩张”理论和耶鲁大学教授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的“政治现代化”理论。(20)

斯奈德认为，工业化的时机对大国的国内政治体制及其对外行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21)首先，早期工业化国家(early industrializer)——如英国、美国等——的政治类型属于自由民主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精英的利益比较分散、国家与社会的力量相对均衡，因而政治模式内部相互制衡的现象十分常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战略学习(strategic learning)和战略纠错能力较强、战略“迷思”的制造相对温和，这导致此类国家不易出现对外行为中的“过度伸展”(overextension)。其次，后发工业化国家(late industrializer)——如德国等——的政治类型则属于“卡特尔”(cartelization)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精英的利益相对集中，少数政治寡头和利益集团可以轻易地绑架国家利益。究其成因，主要是后发工业化国家赶超主导国的需要致使国家的权力和资源掌握在少数寡头精英手中，后者的局部利益因此凌驾于整体国家利益之上。此外，由于寡头精英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因而这类国家经常制造战略“迷思”，并出现过度扩张和发动争霸战争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卡特尔化的政治模式在扩张失败后的战略学习和战略纠错能力不足，那些狭隘的、集中关注自身利益的寡头精英很可能再次绑架国家利益并继续推行进攻性外交政策，以实现所谓的“部门利益最大化”。最后，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国家(late，late industrializer)——如苏联等——的政治类型则属于单一精英集团模式。由于极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迫使这类国家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这一现实紧迫性极易使该类国家产生一个能够将国家权力最大限度集中起来、并且具有统括性利益的精英集团(通常是共产党组织)。由于共产党这样的单一精英集团很大程度上将维护自身执政地位作为最高政治目标，因而这类国家能够较为审慎和理性地判断自身利益并制定对外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体上同民主政体一样，单一精英集团政体在对外战略“迷思”的制造方面相对温和，战略学习和战略纠错能力强，较少出现好战和过度扩张的倾向。(22)

阿普特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国家依据等级程度和价值类型可分为四种政治模式：世俗—自由模式(secular-libertarian)、神圣—集体模式(sacred-collectivity)、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modernizing autocracy or neomercantilist)和神权模式(theocracy)。(23)等级程度是指政权对国家进行控制的程度，在结构上即指权威的集中程度；价值类型则意在测量特定意识形态在国家行为中的体现，以“宗教”和“世俗”为两个极端。(24)在以上四种政治模式中，世俗—自由模式以权力分散和社会多元为特征，神圣—集体模式则体现为政治高度集权和意识形态近乎狂热，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的特点是政权控制程度高但没有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冲动，而神权模式在意识形态上高度统一，但政权的控制力明显比前三类弱。阿普特认为，神权模式本质上适于分析传统社会，这样的社会因为在工业化时代后未能转变其组织方式而最终遭到淘汰，例如神圣罗马帝国；而其他三种模式适用于分析大多数现代社会，因此它们成为现代政治模式的主体。(25)

由于这三种现代政治模式分别体现出不同的等级和价值特征，因此其各自的权力“性质”和权力转移路径迥然不同。世俗—自由模式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有着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和法治观念，因而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较小，国家经济技术实力的提升和权力转移的实现主要依靠个人和企业的创新精神，其背后的支撑则是丰富的资源、不断增加的财富和制度化的稳定政体。(26)作为世俗—自由模式的代表，英国和美国都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使它们在历史上几乎免于遭受外部威胁而得以自由发展。因此，这一政治模式对一国的地缘环境和历史条件有着极高的要求，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和面临被殖民侵略的国家而言并不适用。具体来讲，首先，世俗—自由模式的内生性因素需要长时间的演化才能形成，而且对于权威的怀疑态度使得大多数国家不具备对自身进行自下而上改革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其次，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边缘国家或“后发国家”若采用世俗—自由模式，则无法与体系主导国进行竞争和快速实现工业化，只能成为后者的依附，因为自由竞争的结果总是有利于更为先进并业已完成权力转移的主导国。(27)

基于世俗—自由模式的上述特殊性，大多数国家为实现权力转移都会建立起神圣—集体模式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这两种模式的共同优势在于，它们能通过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快速推进工业化并完成权力转移。(28)不过，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更多地关注国家统一、独立和实现现代化，更倾向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完成这些使命，而神圣—集体模式由于建立在激进革命或是国家濒临崩溃的基础上，因此革命领袖或是作为“救世主”的国家元首具有绝对权威，他们往往通过一套近乎狂热的意识形态以确保政权和个人权威不受来自内外的威胁。所以，这种政治模式除寻求上述对内目标外，还对外输出自身价值观念，试图在短时间内改变国际体系。从本文所界定的现当代历史上的崛起大国来看，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的代表为1898～1918年的德国、1953～1991年的苏联和2009年以来的中国；神圣—集体模式则主要以1933～1945年的德国和1945～1953年的苏联为代表。(29)

综上所述，斯奈德与阿普特两位学者从“工业化时机”这一变量入手，分别以政体组织形式和政治价值观念为重点，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现代国家及其相应的对外战略选择，为我们分析这些差异所带来的不同国际战略后果提供了有益启发。但他们的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解释某些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例如，斯奈德仅以政体组织形式区分不同国家的做法忽视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无法解释为何同样处于卡特尔化政体之下，1898～1918年的威廉德国在对外进攻性方面远不如1933～1945年的纳粹德国那样强烈。(30)同理，阿普特对于价值观念的过分强调也使其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同样处于神圣—集体模式之下，1933～1945年的纳粹德国大肆对外侵略并引发了世界大战，而1945～1953年的苏联却相对克制，并未与西方发生战争。因此，本文将对两种理论进行结合，以提供一种更为全面、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研判提供一定的学理基础。

(三)“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及其战略互动：理论透视与案例检验

结合斯奈德和阿普特的理论，本文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国家的国内政治模式可以分为如下五类：以早期工业化和世俗—自由模式为特征的民主国家，以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卡特尔化国家，以后发工业化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卡特尔化国家，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单—精英集团国家，以及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单一精英集团国家。下文将分别阐释上述不同的国内政治模式在对外战略选择方面的差异，进而给出关于“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的基本结论。

首先，工业革命至今，英国和美国这两大以早期工业化和世俗—自由模式为特征的民主国家一直占据着国际体系主导国的地位，它们追求的对外战略目标是根据自由主义原则创建和维持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美国学者马克·布罗利(Mark Brawley)认为，这类国家均为资本密集型国家，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使它们热衷于自由贸易并希望利用自身的国际权力为其提供秩序与保护，(31)其实现的方式是建立贾斯汀·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帝国”。(32)在这一“帝国”里，开放的国际秩序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各主权国家则完成自己的分工，各国间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此类国家甚至不惜改变他国政体。

与上述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后发工业化国家和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不得不接受主导国已经制定的那些往往不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因而它们在国际体系中都会体现出不同程度的“革命性”。(33)首先，以1933～1945年的纳粹德国为代表的、以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卡特尔化政体追求的是终极的“神圣”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更为崇高的人类理想，它们往往以对国际体系的不满为出发点，使此类国家成为最为激进的修正主义国家。此外，这类国家有着“弥赛亚”式的激情和使命感，一旦出现权力转移，它们就会认为自己具备了改造世界的能力，而卡特尔化的寡头精英对战略“迷思”的制造和纠错能力的不足往往加剧了这种错误认知。其结果是，这类国家在外交上具有强烈的进攻性，甚至挑起战争。另一方面，如果此类国家在对外使用武力时受挫或面临内部虚弱，它们就会走向封闭和严密的国内控制，并通过强化外部威胁来维持民众对“神圣”目标的认同。其次，很大程度上与上述国家类似，以1945～1953年的苏联为代表的、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单一精英集团政体由于高度意识形态化，所以也极具对外扩张冲动；然而，由于单一精英集团在战略“迷思”的制造上较卡特尔化政体更为温和、战略学习和战略纠错能力也较强，因此其对外行为的进攻性和好战性弱于后者。再次，以1898～1918年的威廉德国为代表的、以后发工业化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卡特尔化国家由于没有所谓“神圣”的极端革命目标，因而这类国家对国际体系的态度较之1933～1945年的德国或1945～1953年的苏联更为节制。另一方面，由于卡特尔化政体极易制造战略“迷思”，因此从总体上看，无法比较这类国家与神圣—集体化的单一精英集团国家(如1945～1953年的苏联)在外交上的进攻性程度孰轻孰重。(34)最后，以1953～1991年的苏联和2009年以来的中国为代表的、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点的单一精英集团崛起国，由于没有所谓的“神圣”终极目标，并且国家权力掌握在一个具有统括性利益的精英集团手中，因而能够追求更为实际的国家利益并更长于现实政治。例如，在权力上升时，它们倾向于依靠武力或对外强制力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但如果与体系的主导国实力悬殊而无法实现上述目标，它们也有可能通过参与自由主义国际体系来实现权力转移并增强政权的合法性。(35)正如史蒂文·罗贝尔(Steven Lobell)所指出的，主导国面对“自由崛起国”(认同和维护开放国际秩序的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国家，如2009年以来的中国)和“帝国崛起国”(希望建立排他或自给自足的势力范围的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国家，如1953～1991年的苏联)的态度明显不同，它对前者采取的是适应战略(accommodation strategy)，而将资源更多地用于压制后者，因此冲突和战争主要爆发于主导国和“帝国崛起国”之间。(36)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工业化时机”不同，现代国家国内政治模式及其对外战略选择出现了明显差异，反映到国际战略互动上，体现为不同的崛起国对于特定国际体系的“革命性”程度及其对外行为的“进攻性”程度截然不同。因此，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进行战略对抗、以至于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与前者对于后者所主导国际体系的“革命性”程度密切相关，即“革命性”程度越高，冲突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由于自工业革命以来，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英国和美国均为以早期工业化和世俗—自由模式为特征的民主国家，因此崛起国与主导国爆发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按照前者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可由大到小进行如下排列：以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卡特尔化国家、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单一精英集团国家与以后发工业化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卡特尔化国家、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单一精英集团国家、以早期工业化和世俗—自由模式为特征的民主国家。上述结论可由表1直观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