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3）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条件：基于历史的比较

由上文论述可以看出，以权力转移理论等现实主义范式来进行大国关系研究存在明显不足。表1直观地表明，中美两国发生冷战对抗或战争的概率为较小，较之历史上的英德和美苏均更低。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从这一视角出发并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重点对中美关系的案例进行更为具体的理论和政策解读。(37)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始的。自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便成为近代全体中国人压倒一切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迅速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确保国家和政权的生存则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巨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现实国家利益考虑，当时处于“后发国家”地位的中国选择了神圣—集体模式和单一精英集团式的政体作为解决上述难题的办法有其必然性。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已成为党的根本纲领，它在对外战略方面奉行“革命外交”，致力于推动世界革命以彻底消灭“帝国主义敌人”，从而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和稳定；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中国共产党卓越的组织能力、中国当时面临的严峻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工业化“后来者”困境迫切需要进行赶超的战略现实，促使中国建立起“全能政府”以全速推进工业发展。由此，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单一精英集团式政治体系。

然而，由于这一政治体系在提升经济效率、国家常态治理和处理国际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又一次处于落后地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将神圣—集体模式发展到极端，给国家造成了长达十年的经济瘫痪和社会动荡。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通过这种政治模式完成了内部整合并建立起完备的工业基础，国家的生存得以保障，因而有较为宽裕的时间开始酝酿并实施改革。(38)中国开始由神圣—集体模式转型为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的时间点为1978年，当年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应地，实现现代化的“世俗目标”取代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目标”。此后，中国又于1992年开始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此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甚至开始体现出世俗—自由模式的基本特点。总之，中国经过改革正式确立了以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单一精英集团式政治体系，并且按照前文的理论分析，这种模式在对外行为中压倒性地以现实国家利益为考虑，具备较强的战略学习和战略纠错能力，同时极少出现战略“迷思”和好战倾向。此外，从国际体系和对外战略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中国与1953年以后的苏联不同，它不寻求建立封闭的势力范围获取自身发展的资源，而是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选择了“体系内崛起”，符合上文对“自由崛起国”的定义，从而极大地减少了中美冲突的风险。(39)

通过上述学理说明可以看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目标的推进已经具备了明显优于历史上英德与美苏等案例的理论基础。当然，中美在推进这一“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进程中，依然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得到进一步启示，特别是明确两国关系发展中存在的现实制约因素及有利条件，从而使两国在外交实践中能够趋利避害、增进互信、减少互疑，最终促成新型大国关系由理念到现实的转变。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现实制约因素

本文认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制约因素集中于三个领域：第一，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困境；第二，双边关系层面的文明差异；第三，双边关系层面的具体挑战。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困境很容易理解，它是指现实主义者一再强调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体系压力”及其引发的美国的不安全感，这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主导国”二元矛盾一致，有可能使双方出现战略误判。(40)双边关系层面的文明差异则是指两国分属于全然不同的两大文明体系：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和中华文明(Sinic Civilization)。(41)根据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观点，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均属于“西方文明内战”。(42)因此，不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英德关系还是下半叶的美苏关系，都可以归为西方文明内部的大国关系，只不过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文明分支。(43)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中，还未曾出现像中美关系这样两个主体隶属于完全不同的两大文明体系的情况。因此，中美关系所蕴含的“文明的冲突”致使双方的“互信赤字”较历史上的其他大国更为严重。(44)

与上述两个领域的制约因素相关，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中还面临着一系列具体的、特有的现实议题和挑战，它们涉及政治、经济、安全、意识形态乃至心理等各方面。如果进行历史比较，其全面性、复杂性大大超越以往的英美关系、英德关系和美苏关系。本文认为，当前和未来中长期的中美关系主要面临11个具体挑战，包括3个旧有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贸易问题，以及8个近年来新出现的问题，包括中美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竞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美在无线空间(如电子、网络和太空)的技术竞争、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对中美贸易结构及美国现实利益的冲击、中国走向海洋的深远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多元化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中国模式”以及美国不安全感上升对两国关系的挑战。

1.台湾、西藏和贸易这三大双边关系中的既有问题仍将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就台湾问题而言，它依然是引发中美直接冲突的最重要诱因，并且由于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中国核心利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将考验中美两国政治领导人的智慧。(45)就西藏问题而言，它不仅涉及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稳定，还由于近年来恐怖主义活动蔓延而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美国今后能否在人权和恐怖主义等问题上抛弃“双重标准”，将事关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全局。(46)贸易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热点，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贸易不平衡和保护主义等问题上，并且随着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体在上述领域的分歧在未来仍将不可避免。

2.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而涌现的一系列双边关系新问题，也会对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构成挑战。

首先是中美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竞争。当前，中美在亚太地区已经形成“双领导体制”，即“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开始发挥领头羊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全球范围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安全及政治领域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47)2012年，中国成为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相比之下，美国仅为53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只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当前的增速，就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其周边国家)在经济上日益依赖中国。这样，中国在亚太地区持续增强的经济影响力必将转化为政治和外交影响力，从而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既有地位形成有力挑战。特别是在美国高调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情况下，中美如何协调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将是未来中长期双边关系的一大主要内容。(48)

其次，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持续高速推进、中美在无线空间领域愈演愈烈的技术竞争以及中国海上力量的快速发展等，都会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带来不小冲击。例如，中美军事关系是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部分，也是两国关系的“短板”，因为中国军事力量的持续快速壮大在美国看来将直接威胁其维持全球地位的最重要战略资产——军事优势。又如，中美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已经成为一块新的“战场”，特别是在中国看来，美国2012年初公布的“新军事战略”，以及近年来备受瞩目的“空海一体战”和“网络战”等新概念多少都有针对中国的成分。再如，当前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战略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典型的海洋霸权，美国对中国“走向深蓝”的趋势尤为敏感，因此，这种战略猜疑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49)

除了军事和技术领域，中国在经济、政治那社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都会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新变量，而其中的一些可能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新挑战。例如，中国未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会给中美贸易带来新的冲击，使中美经贸关系由目前的“互补型”演变为“竞争型”。截至目前，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全部商品中，约有92％是后者不生产的。然而，随着中国加快转变自身发展方式、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今后中美在国际和双边贸易中的竞争会日趋激烈。又如，中国政治和社会近年来发生的显著变化也使中美关系面临一些新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国家—社会关系已经由过去的“强国家、弱社会”日益发展为“强国家、较强社会”模式，因而中国的对外决策机制将会越来越体现为“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从而增加决策的复杂性。(50)再如，近几年来广受瞩目的“中国模式”(China Model)预示着中美社会发展模式方面的竞争可能会在未来加剧。冷战结束后，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曾经长期被视为现代国家发展的最理想模式，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第三波”(51)民主浪潮过后向民主制转型的过程中经历的普遍阵痛甚至失败、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1年开始持续发酵的欧洲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都昭示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内在的严重弊病。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20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功显著地超越了同期西方世界的表现。这样，中美竞争的本质已经越来越体现为哪个国家都够为其国民提供一种真正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并由此作为榜样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借鉴。(52)

最后，随着中国在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以及发展模式吸引力等“软权力”两个方面的快速发展，美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究其根源，主要是美国“浪费了冷战和平结束所提供的独特全球机遇”，(53)对外滥用自身武力、对内盲目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绑架，致使其长期深陷两场战争泥潭，同时深受金融危机对整体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创伤。所有这些战略失误的结果是美国力量出现透支，陷入了历史上罕见的“内外交困”局面之中。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隐约出现不安全感，尽管其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依然十分牢固。因此，一个更为敏感的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夸大与中国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的分歧，从而给未来的中美关系造成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