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类似的案例还有1945～1953、1953～1991年的苏联所具有的不同对外战略选择及其相应国际后果。
(31)参见Mark Brawley,liberal Leadership,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Mark Brawley,Turning Points:Decisions Shap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oronto:Broadview Press,1998。国内对马克·布罗利思想的介绍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和马克·布罗利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第5～7页；吴征宇：《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06页。
(32)贾斯汀·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洪邮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0页。
(33)从理论上讲，斯奈德指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和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在阿普特的政治模式分类中的分野并不明显，它们都有可能选择神圣—集体模式及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其中前者在外交上更具进攻性)，因此分析它们在对外行为上的进攻性程度除了将阿普特的政治模式考虑进去外，还应将斯奈德的政体分类考虑进去，即卡特尔化政体最具进攻性，单一精英集团政体较为温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卡特尔化的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与单一精英集团化的神圣—集体模式，实行哪种模式的国家更具危险性，笔者并未得出明确结论。如果从结果来看，威廉德国与英国发生了世界大战而斯大林的苏联并未与美国发生战争，但是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对外行为使冷战对抗达到了最高潮，因此我们无法判断上述两国哪一个更具进攻性。准确地说，这种结果上的差异取决于十分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与否)，不能简单归因于国内政治模式。
(34)相关分析见上注。
(35)很明显，1953～1991年的苏联主要由于自身战略的失误(包括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等)，并未参与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而是始终坚持建立排他性势力范围，也因此与主导国长期对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即便是国内政治模式相同的国家，如果在对外战略特别是经济发展模式上采取不同的选择，也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如苏联与中国。
(36)Steven Lobell,The Challenge of Hegemony:Grand Strategy,trade and Domestic Politics,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5,pp.1-5.
(37)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正在日益模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因此对于国内政治模式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研判大国关系的理论起点，但并非全部内容。例如，国家间力量对比和国际环境等因素显然也在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按照权力转移理论的观点，由于当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约60％，军费开支更是只有美国的20％，因而远远没有达到该理论划定的“警戒线”，所以中国主动挑战美国的可能性不存在。正如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指出的，中美之间目前还不存在所谓权力转移。而就国际环境来说，显然核武器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大国战略互动的外部环境，并且如杰克·利维(Jack Levy)所说，权力转移理论“低估了核武器的威慑效力”。参见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36～43页；杰克·利维：《权力转移理论和中国崛起》，载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和政策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朱锋：《中国和平崛起：与单极的关系》，载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第55页。
(38)参见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第36～43页。
(39)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及其成因，参见时殷弘：《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意识形态、根本战略、当今挑战和中国特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9期，第18～24页。
(40)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
(41)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6,pp.45-46.
(42)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72,No.3,1993,pp.22-49.
(43)英美属盎格鲁—撒克逊分支，德国属日耳曼分支，苏联属斯拉夫分支。
(44)这一概念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于中美《上海公报》签署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参见崔天凯：《中美关系“四十而三惑”》，人民网，2012年2月8日，http：//paper.people.com.cn/gjjrb/html/2012-02/08/content_1003558.htm?div=-1。
(45)参见Robert J.Ar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 Hau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5,No.3,2010,pp.359-391。
(46)例如，2013年10月28日发生的天安门广场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其为“绝望的呐喊”，凸显了其对于恐怖主义定义的“双重标准”。参见《CNN同情恐怖分子，再次暴露双重标准》，新华网，2013年11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11/07/c_125668683.htm。
(47)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第7～26页。
(48)就目前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而言，尤其需要中美双方谨慎应对的热点问题主要是中国与周边部分国家(其中大部分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围绕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而产生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所涉及的是由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地区秩序重组与调整。参见周方银、高程主编：《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周方银主编：《大国的亚太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49)金灿荣、王浩：《中国边海问题的产生背景及应对之道》，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8期，第9～10页。
(50)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
(51)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52)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53)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54)这也再一次印证了前文的观点，即大国互动所处的外部军事、经济和技术环境也会影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其中核武器的出现尤为关键。
(55)参见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chapter 2。
(56)对于“文明国家”的探讨也可参见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等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57)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p.158-169.
(58)有关核威慑对美苏之间战争的制约以及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参见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370～399页。
(59)正如前文的理论所述，中美之间在这方面需要防范的一大风险为“第三方因素”。
(60)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46-312.
(61)参见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New York:Basic Books,1987。
(62)对中美关系演进机理的分析，参见王浩：《利益、认知、互动：中美关系演进的动因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98～116页。
(63)关于这段历史的分析参见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4,chapter 28。
(64)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7月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的：“35年来，中美关系……得到了历史性发展。两国建立了90多个政府间对话机制……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参见《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新华网，2014年7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7/09/c_1111530987.htm。
(65)“共同进化”的概念参见Henry Kissinger,On China,New York:Penguin Press,2011,pp.527-530。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556号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