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转型应对官员不作为的“常态”（2）

中国需要设计一个物质和精神层面平衡的官场秩序体系

改革不是免费的午餐，改革必然产生新问题，这就是学术上所讲的改革成本。在我看来，官场也是一个新常态，常态分为两种：一种是可预期的常态。公众所希望看到的常态，有完整法治秩序，干部有所作为，能够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人民间的各种关系，能够正确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等；另一种是未预期到的改革常态。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后，一些官员认为搞改革很麻烦，害怕犯错误，不作为的现象层出不穷，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常态。

官员不作为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很多国家都面临这一艰巨的问题。里根和撒切尔改革将政府功能下放给市场和社会时，官员也普遍存在该类问题。所以说官场秩序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课题，更可以说是政治任务。

中国以往更多的是通过党的激励、道德激励来进行权力约束，现在上升到要通过法治建设来约束，但仅靠这些还不行。在不同的制度、不同经济文化条件下，中国需要设计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官场秩序。没有一个模式是完美的，如果将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放在中国，那是行不通的。

中国需要设计一个物质和精神层面平衡的官场秩序体系，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设计官场新秩序的同时，既要保持物质激励，也要提高道德约束；不能光讲道德，也不能光靠物质激励。任何国家都要在这两方面对官场秩序进行调整，以达到相对的平衡。因此，官场秩序要在法治的制约之下，还要靠德治（为人民服务）来约束。在物质方面，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随时衡量、调整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从古至今，中国人过于强调道德，但实际上如果仅靠勤奋努力的工作，而不能有体面的生活、不能养家糊口，难免会出现潜规则、腐败等现象。

中央政府下放的权力，地方政府如何承接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官员不作为，简政放权不能“自由落体”。这就要求要有人来承接放下来的权力。那么，如何让地方政府有动力来承接好这些下放的权力呢？

对此，首先要考察权力的现状，要考察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承接权力。第二是如何放权，下放的权力是否能有效的运作也必须认真考察，许多接权的人没有能力来运作。所以说，放权不是说放就放，要看细节、要看真正放了多少、好的权力是否真正下放。如果权力的含金量、含权量过低，接权的人也是没有动力来承接的。第三要厘清权力的归属，到底什么样的权力属于什么样的级别和部门。有些权力放在不当的地方，就会导致官员闲置，而公众则享受不到权力带来的便捷，整个体制就运作不起来。所以说权力归属问题必须要弄清楚，放权必须要有权力下放。第四，中国的法律体系需要清理完善。目前，中国的法律密度太高，必须要清理不合时宜的旧法，明确权力归属。改革就要触动现在的法律体系，但是改革又要以新的法律体系为依据。所以说清理旧的法律比新的法律更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多新的法律，与旧法之间存在一些矛盾。笔者希望 2015年很多不合时宜的法律能够尽快清理。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把权力下放到社会中去。然而，中国的社会组织还未成长起来，社会组织承接不起下放的权力；也有一种说法是向市场放权。应该看到中国的市场还处在发育过程当中，地方政府和社会也都处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还未建立起合理的联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