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需要“三向思维”（2）

四是不符合城乡一体化战略。中央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就是要求城乡必须同时发展、同样发展、同步发展。要做到一体化发展，关键在于让作为硬件的公共设施和作为软件的公共服务这“两公”真正姓“公”，不能只姓“城”，不姓“乡”。如果还用传统二元思维模式配置资源，在此基础上推进城镇化，很难在城与乡的空间坐标上找到彼此之间的契合点，实现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只能是梗阻更重、鸿沟更深。说到底，农村优秀人才要进城享受市民待遇，城市优质资源更要下乡，建设强镇大村，使人口密集区实现城镇化，这样才符合城乡统筹战略的空间定位，才能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才是城乡之间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统筹、一体化发展。

五是不符合农民是一种职业的社会分工。农民不是一种身份，农民是就一种职业而言，市民是就居住地而言，农民与市民本是两个没有逻辑并列关系的角色。农民可以居住在城里，是市民；市民也可以从事农业，做农民。但城乡二元制度用“身份”的标签把二者分出高下等级。农民想改变身份成为市民就变得力不能及了。如果抛开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制度讨论问题，“让农民市民化”的命题，就是让“职业居住地化”，这显然是逻辑上的荒谬。

“三农”问题的病根是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制度设置，必须以瓦解和破除二元制度为根本，绝不能以保护和助长二元制度为目标。因此，新制度的建立必须摒弃二元思维的旧定式，树立三向思维的新理念。所谓“三向思维”，就是“向左进城、向右入镇、向上提升”。

“向左进城”，即让一些有条件、有能力的农民成为市民。户籍制度确立的二元社会结构造就了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有研究表明，户籍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最大凭据，计划经济时代附着在市民户口本上的特权有67种，已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且盘根错节，互为依存，剪不断理还乱。尽管随着改革的深入，诸如粮票、油票等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早已取消，但与城市户籍密切相关的购房、购车、教育、社保、医保、养老等方面的诸多先赋性障碍，农民工仍被边缘化。中国城市化率已达54%，但真正具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只占35%。

现在地级市及县城户籍已经放开，但农民要进入“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城市仍很艰难。例如，北京现有800万“北漂”，每年转户指标只有18万，按此比例需要将近半个世纪才能转完。广州、上海、深圳等地有积分落户制度，一年靠积分入户的仅3000人左右。深圳现有700多万外来人口，按此速度大约需要到公元4000多年才能转完。而2014年9月16日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蓝皮书》称，北上广的农民工有53.3%的选择留下，明确不留北上广的只占23.9%，没想好的占22.8%。“自由迁徙”的道路上仍旧横亘着巨大壁垒。即便成了市民，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与市民也是天壤之别。据人社部测算， 2013年外出农民工月收入仅2609元，远低于城镇职工。在住房方面，受雇农民工在单位宿舍住的占28.6%，在工棚住的占11.9%，在生产经营场所住的占5.8%，与他人合租住的占18.5%，独立租住的占18.2%，有13%的农民工在乡镇以外从业而每天回家居住，仅0.9%的农民工在务工地有自购房。在大城市里，农民只能迫于生活压力无奈选择住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城里的群租房中，买房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在劳动保障方面，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占41.3%，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和计生保险的比例只有15.7%、28.5%、17.6%、9.1%、6.6%。在今天的城市里，脏、累、差的工作是农民工的“专利”。即便农民工和市民同在一个单位，也不能一样累计工龄、评定职称、进修与培训。一遇经济不景气或政府治理整顿，可能就会成为无条件清退的对象，苦涩地回归农村将是他们摆脱不了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