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需要“三向思维”（3）

“向右入镇”，即让绝大多数农民就近就地城镇化。小城镇及大农场正在受到上流社会的青睐，美国几位总统都喜欢在农场会见外国政要，世界上许多重大国际会议都选择到乡间小镇召开，世界第一届互联网大会选在浙江古镇乌镇召开，更不要说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等名噪全球的会议了，欧洲许多国家正出现市民回流农村居住的风潮。中国农民不愿当小城镇的市民，是因为那里没有和大中城市相仿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基本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两公”下乡，实现乡村的城镇化，让农民愿意在本土当市民？一条切实可行的做法是把靠行政手段形成的畸形资源集聚，再用行政干预的措施分散开来，即由顶层设计，通过政策动员推进四大资源下迁到强镇大村，由四大资源带动“两公”建设，推进小城镇发展。一是大学。大学对小城镇发展具有显著拉动作用，国外大多数名校都建在乡间小镇上。我国的大学和美国相比差距很大，美国3亿多人，3500多所大学，三分之二以上都在镇上。我国13亿多人，只有2300多所大学。按照美国的比例，我们还要办一万多所大学。办这些大学靠财政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应把城市大学拆分，鼓励到强镇大村去办二级学院或分校，以低成本带动小城镇扩张，实现大学带城，城校相长，互为促进，协同发展。这样不需政府大规模投资，就能够“四两拨千斤”。美国加州大学办了9个分校，每个都带起一个小城镇。二是医院。截至2013年底，全国城市共有医院近2.5万家，病床458万张，执业医生150万人，注册护士200万人，而居住着八九亿农民的农村，只有3.7万个卫生院，113万张病床，43万个职业医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488个，病床16.8万张，执业医师13万。看病难依然是农民的痛。城市医疗资源下乡是医疗机构和农民双赢的大好事。国外许多著名医院都在乡间小镇上。三是研究机构。据估算，我国约有2500家大大小小的政策研究机构或智库，拥有35000名左右的政策研究人员。其他类型的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多。我国许多研究机构都在大城市，国外的许多研究机构都在乡间小镇上，这些机构如下迁到小城镇，将是从根本上提高小城镇的竞争能力和资源集聚能力的砝码。四是国企。从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道路来看，许多小城镇都是围绕企业发展起来的，如西雅图的林顿镇是因为波音公司而出名，硅谷是因为高科技企业云集而发展。据调查，德国前100位的企业，只有3家企业总部设在首都，其他都在镇上。我国央企就有155家，全挤在首都，每个省几十上百家省级国企也都挤在省会，这些企业总部完全可以下迁到乡镇。“总部经济”的效应一经释放，带动小城镇的能量将是超常的惊人。

“向上提升”，即打通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现代社会一定是一个开放、公正、社会流动通畅的社会。现阶段农民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只是完成了横向的水平位移，远没有实现纵向的垂直流动。所谓垂直流动就是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打通他们上升的阶层通道。当前，社会阶层流动受阻的原因是多维度的，要想逾越阶层流动的障碍，为农民工向上流动开拓空间，需要搭建四级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