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对中国国家建设的价值（2）

二、统一战线与协商建国

孙中山先生有心构想中国的民主共和，但却无力使其化为现实。这个历史使命最终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既忠实地继承了孙中山民主共和主张，但同时又超越了其思想和主张，将民主共和从资本主义范畴全面引向了社会主义范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清晰表明了这其中的关系：“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147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工人阶级领导，即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个领导解决的不仅仅是中国所要确立的民主共和的政治性质和历史形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了中国这样大型的传统国家实现现代转型所需要的主导力量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官僚统治社会，自耕农、官僚以及产生官僚的士人群体是社会的主导力量。这三个力量与传统的帝国体系相伴而生：帝国体系孕育了这三大力量，而这三大力量支撑着帝国体系。这决定了一旦帝国体系在现代化冲击下崩解，这三大力量必然随之土崩瓦解。所以，辛亥革命在推翻千年帝制的同时，也摧毁了支撑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要在一片废墟上建构现代国家，就必须找到相应的主体，否则，一切都是空想。正是这种现实的无奈，迫使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不得不将其刚刚接生的民主共和国托付给袁世凯的新军势力。袁世凯很快就背叛了民主共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结果，不但没有保住民主共和，而且使国家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之中。痛定思痛之后，孙中山先生借鉴俄国革命的成功实践，主张应该通过人为的努力建立一个能够建构和支撑民主共和的政治力量，为此，他改组国民党，同时建立为党的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军，从而开启了党建国家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历程。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参与了孙中山先生的这个政治实践，并促成了北伐的成功。尽管后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将中国共产党排除出这个政治实践，但中国共产党在自己开辟的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大大强化了党的领导在其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这种强化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强化党的领导的先进性，即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既代表着现在，也代表着未来；二是强化党的领导的代表性与核心性，即强调党应该成为全体劳动者以及全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和核心力量，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为此，中国共产党认为，党的领导要成为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法宝，就必须有另一个法宝与其配合，这就是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最直接出发点，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但是，一旦它从一种策略手段上升为一种战略原则，它所具有的能量和效应就大大超出了其基本使命，而成为具有决定全局和长远的政治法宝。这其中的神奇力量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它具有无限的延展性，即可以不断地延展出去；其二它具有巨大的核心性，即统战聚合的力量越多，统战主体在政治空间的位置越是移向中心，不仅成为凝聚力量的核心，而且成为决定政治全局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将统一战线看作是蕴含“天下国家道理”的政治法宝，谁拥有了这个法宝，谁就拥有天下。所以，在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统一战线视为把握和处理中国问题的“天下国家道理”，使此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无不尊重和实践这“天下国家道理”。

首先，统一战线奠定了建国目标：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这个建国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后提出的，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刚刚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阻截，力量十分薄弱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提出决定中国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人民共和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将自身的革命理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在原有工农联盟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认为，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所以，我们要建立的是“人民共和国”，从而能够将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其次，统一战线奠定了国体形态：各阶级联合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处就在于始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握中国革命的逻辑与进程，并积极地将其与世界革命有机结合，在这其中，统一战线始终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统一战线既是创造革命力量的战略法宝，同时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把握革命逻辑与进程的战略依据。由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张，而且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应该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主张。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之所以要建构这样的国体，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单独主导国家的独立解放与现代发展，而这样的国体之所以能够确立，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握有统一战线这个法宝，能够将各革命阶级联合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了将“各阶级联合专政”与“人民共和国”协调一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设主张。

最后，统一战线奠定了宪法基础：共同纲领。不论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目标出发，还是从“各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形态出发，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建立的国家，而应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各革命力量建立的国家，因而，新社会与新国家一定是建立在各方力量共识的基础之上，以体现国家的人民性。由此出发，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建国问题上，必须有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共同纲领”。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政治报告就明确指出：“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在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各团体以及各界代表人士共同协商形成了《共同纲领》，并将其作为临时宪法，从而保障了新中国的成立和新政权的运行。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在《共同纲领》基础上，通过总结新政权所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新发展而形成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

统一战线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其所要团结和联合的对象是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各代表人士。所以，不论作为策略手段，还是作为战略原则，统一战线的实际运行一定是既在党的领导层面，同时又在国家建构层面，具有鲜明的双重性：既是党的政治法宝与工作机制，同时也是国家创造其内在团结与整合的政治法宝与工作机制。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得统一战线在建设国家的实践中生成出协商民主的政治平台，因为，协商是统一战线的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