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的着力点是提高潜在增长率（2）

慎用应对周期的政策手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此后一路减少。随后，该年龄段有就业意愿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将于2017年达到峰值后绝对减少。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资本回报率、生产率提高速度等诸方面产生了降低潜在增长率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长期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加速消失。对应人口红利消失从而潜在增长能力的下降，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相应进入换档期。虽然当前的经济增长下行与前三次在数字上有相似的表现，即分别都降到了8%以下，由于发生的原因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不能采用同样的手段应对。

在经济增长速度走低的形势下，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投资分析师乃至经济学家，很容易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即诉诸实施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前的减速原因是需求不足，主张以扩大投资为抓手实施刺激政策，虽然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显然忽略了我国经济出现的结构性和阶段性变化。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尽管在分析中强调了当前减速的结构性因素，最终却也得出需要刺激的政策结论。

之所以存在不同的判断以及理论分析与政策结论产生矛盾的现象，在于许多研究者在理论上未能区分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与需求方因素，在实证上未能区分我国增长减速的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面对不同于以往的新情况，我们需要从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出发，澄清一些相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如前所述，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供给能力，表现为潜在增长率。在供给能力既定的条件下，需求方面的周期性变化，决定着实际经济增长是低于潜在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还是恰好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其中，第一种情形是前三次经济增长低点的原因，通常应对策略是实施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种情形通常表现为通货膨胀，以往也多次发生，也有相应的政策手段所对应，通常是实施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

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因而常常在认识上产生困惑的是面对经济增长减速，同时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将其误判为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还是习惯性地沿用传统思路，都会不约而同地诉诸旨在刺激需求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一个惯常的逻辑是，既然外需的扩大要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居民消费需求的效果也非短期内可以改变，因此最见效也最容易找到抓手的是刺激投资需求。然而，国内外经验教训都表明，这种政策应对具有极大的风险，会对经济持续健康增长造成伤害。

潜在增长能力下降的含义是，企业不再能够按照以前的成本和盈利水平，生产出相同的产品数量，或者反过来说，企业保持原来的生产规模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或者获得较低的盈利或者没有盈利。因此，宽松的货币环境并不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优惠性的财税环境也不能提高企业的供给能力。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是由竞争性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在后者缺乏投资意愿的条件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也不是真实的，过度超前投资会造成产能过剩。结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往往会渗漏到非实体经济领域，最终，经济增长结构性下行与产能过剩现象并存，与房地产、股票市场和海外资产等领域的泡沫同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