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公务员竞业限制须落实（4）

历史上的三次公务员离职潮

第一次公务员离职潮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一般的“干部”，大多是因为“学非所用”，或感觉个人能力难以发挥，于是选择辞职寻找更广阔的天地。少数人是触摸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动而主动选择经商。像王石、刘永行等就是在1982年“出走”，自行创业。

第二次则出现在1992年，人社部数据显示，当年有12万公务员离职，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缘起于市场经济正起步，新一轮改革的力度加大，又有着“停薪留职”的大好机会。

第三次公务员离职潮出现在2002～2003年。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2003年6月，全国（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下海”。这一次缘起于什么呢？1999年，中央全国地方机构改革会议决定，市、县、乡政府部门要精简的人数不下280万，这项举措直接影响公务员“下海”的进程，有的不下海也得被精简。而2000年出台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也为公务员“下海”创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一部分年轻干部需要通过下海来释放自身储存的能量。很多人的去向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投股的上市公司，尤其在方兴未艾的高科技产业、非公有制企业。

离职公务员遭“争抢”并非正常现象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也有过几次公务员离职的热潮，特别是1992年的那次离职潮，更是造就了一大批当下中国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企业家。然而，眼下出现的公务员离职，更多的似乎并不是“下海”创业的热情和冲动，而是冲着企业的“招手”而去的。而企业如此青睐离职公务员，也似乎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强的管理企业的能力和水平，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动机。

而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对离职公务员更感兴趣并不是实体企业，而是房地产、金融和互联网等与政策关联性更强、受政策影响更大的虚拟领域。因此，其背后所隐含的内容更多，反映的问题也更深。

很显然，企业争抢离职公务员，最看中的还是他们手中的人脉资源以及可以打通各种关节、了解各种政策的人脉关系。在政府行为尚不很规范、市场对资源配置尚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大背景下，政策就是效益、关系就是利益的格局，并不能完全打破。更多情况下，企业还需要利用各种非市场性资源、非公平性手段、非竞争性方式，从而让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的制高点。而离职后的公务员，即便手中的资源没有在岗时那么多、那么硬，但对企业来说，仍然非常重要。用较少的投入，换取更多的利益，这是哪家企业都愿意遵循的市场规则。

对离职的公务员来说，能够利用手中尚有很多余温的人脉资源与关系，换取远高于公务员的收入，自然也是乐得其所。一招一迎，也就一拍即合、很快达成默契了。

很显然，企业和离职公务员的“情投意合”，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反映了简政策放权还有太多的文章可做、功课可补。要知道，如果政府行为很规范，行政放权已经全部到位，“处长们”不能再随意动用和支配手中的行政资源，而是一切依据法律和市场规则办事。那么，企业也就不需要用只有“人脉资源”和“人脉关系”、却没有管理企业能力与水平的人。实体企业之所以在这方面的动作较小，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如果说1992年的公务员离职潮能够造就一大批企业，是离职公务员个人能力与人脉关系共同作用结果的话，此次公务员离职潮，更多的可能是人脉关系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层内容，企业是不大可能向离职公务员伸出橄榄枝的。也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因素的考量，面对企业争抢离职公务员，除了从反腐、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纪律加强等去分析之外，更多的还是要从政府改革的效率以及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成色等方面去考量和分析，立足于治标和治本相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企业依赖过度人脉资源、人脉关系发展的理念，让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真正是裁判与运动员的关系，而不是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甚至还当司线员。也正因为如此，此次出现的离职公务员遭“争抢”现象，很多并不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而是改革没到位的结果，最终出路也在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