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的现代意义（3）

使政治实践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

从这个角度看去，“去人欲，存天理”的“去”字，其实也就是康德所谓“三大批判”的“批判”，“批判”是两字，“去”是一字，意思相同。不同的只是：康德的“批判”主要是通过纸上推演，而王阳明的“去”则更强调事上磨炼而已。故王阳明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怎么叫作“百死千难”?廷杖四十、万里流放贵州龙场驿，舍生忘死平定朱辰濠叛乱，只手扶起明社稷，这是生活中的“百死千难”，情感和思想在困厄抑郁的剧烈矛盾中不断突进，这是精神上的“百死千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人民服务”，就是把一己之生，看作为千百万人修行。它使政治工作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

近代以来，人们服膺这样的看法：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故政治家、改革家中有崇高信仰者是不多的，道与术、王道与富强、正义与权力、知与行的冲突，这方才是研究政治史的人首先必须面对的课题。而王阳明的政治实践与他的信仰是一体的，即他的政治实践是有信仰基础的，而对于已经沦为“公务员”的现代“从政者”而言，乃至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而言，重新思考王阳明很是有意义的。

什么是“自由”?现代人已经把“自由”彻底庸俗化了，自由成了“自由放任”。而以“批判”来祛除、摆脱个人经验乃至个人利益束缚，方可达“自由”之境，这就是康德所谓“实践理性批判”的主旨，这是康德对于“自由”的定义。而通过艰难困苦，经历千难万险，事上磨炼，方才能够勘破名利色相，方才能够破除生死的关口，达到舍生忘死、为至公天理而奋斗的人格，这也便是王阳明和康德所说的“自由”境界。而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辛又出发，破除自我功利的束缚、实现“小我”与浩瀚的星空与先验的道德法则的合一，这也就是启蒙，启蒙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如果我们把“天理”理解为宇宙的秩序和人类行动的合目的性，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与康德所说“启蒙”便是一个意思，须知：法只能治人身，而不能治人心，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不是攻人身，而是修人心。而倘如后儒那般将“天理”附会为三纲五常，那么这自然就是歪曲了王阳明，而如果像现代中国人一般，把“启蒙”理解为跟着西方庸俗思潮起舞，那就更低估了中国思想的原发创造力，那更是不着边际。

我们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绝不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一切人类优秀遗产之间的血肉联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面对着千百万人在彼此冲突的世界舞台上创造的大历史，马克思像一切人类圣贤那样，坚信着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坚信着“我心光明”和人间正道，马克思认为，那些自己投身于历史之中，那些把一人之心修成千万人之心的人，是光明的人。

实现自我与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合一，这就是知行合一，达到这样境地的人物，便是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体现者，也就是我们所谓“圣人”。而这样的政治家，乃是第一流的、或者说是最彻底的政治家，他们是有信仰的行动者。

面对这样的大时代、大历史，我们怎样抛弃一己之私，自觉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洪流之中，做一个与千百万人同心同德的“我心光明”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