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外交：主义意识还是问题意识

奥巴马外交的鲜明问题意识

奥巴马不是一个主义至上或意识形态至上的民主党总统，他在外交方面往往以一种实用主义的问题意识解决美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事实正是如此。奥巴马时代，美国外交开始强调问题，而并非用自由主义的目标来解决问题，强调实用主义的外交，不太强调在外交中高喊民主、自由等空洞的口号。奥巴马自己就坦承，他并非一个理想主义者，正如他2010年1月对国会共和党议员所强调的那样，他并非是一个空想家，他自称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13 奥巴马第一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主任贝德指出，奥巴马本人及其外交政策团队是坚定务实，非意识形态化的，不像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团队那样分裂为新保守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两大派别。14 亨利·诺也认为，情况而不是主义，推动着奥巴马的对外政策。15 奥巴马不太重视在海外促进民主，而提倡以实用的现实主义促进国家安全利益，在对外政策中对动用武力非常谨慎。16

奥巴马在处理对外政策问题时并不强调预设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前提，他强调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即case-by-case，少谈些主义。2011年，奥巴马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指出，当你试图用一种总体性的政策解决当今世界复杂性的问题时，你会陷入麻烦之中。17 这种不预设意识形态前提的思路成为奥巴马处理国际政治问题的出发点。例如，在处理与俄罗斯、伊朗这些在美国看来是“集权体制”国家的关系时，奥巴马政府不太一味强调这些国家的集权特性，而是通过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奥巴马政府与俄罗斯达成了核裁军协议，与伊朗化解了核危机。另外，在中东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不太赞成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大中东和平改造计划，对于遍及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也采取了谨慎的介入政策。如果将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小布什政府的主义意识比较明显，而奥巴马政府的问题意识较为突出。所以，有学者认为布什主义的特点是“自由议程战略”（Freedom agenda strategy），奥巴马主义的特点是“议程设定战略”（Agenda setting strategy）。18

奥巴马是在结束伊拉克战争的呼声下入主白宫的，所以，我们从奥巴马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就可以鲜明地看出其奉行实用主义的政治逻辑和反对将意识形态纳入美国对外政策视野的思路。2002年，时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奥巴马，在一次由民主党人发起、在芝加哥举办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群众集会中就曾经指出，小布什政府酝酿中的伊拉克战争是愚蠢而鲁莽的。这场战争没有理由，只有激情，没有原则，只有政治。它过于激情化、意识形态化而无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萨达姆·侯赛因对美国以及伊拉克的邻国并没有构成紧迫而直接的威胁。奥巴马认为，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理查德·派瑞19 （Richard Perle）以及其他一些掌握战争权力机器并鼓吹战争的人正在将他们的意识形态议程强加在美国人民的脖子上，而并不顾及美国人民生命的代价与战争所导致的经济负荷。20

从哲学层面上讲，奥巴马的实用主义外交在美国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众所周知，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美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建筑在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的。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这两位哲学家奠定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基石。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也影响到美国的外交哲学，并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外交的思想基础。就奥巴马本身而言，其实用主义外交还深受美国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影响。尼布尔是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思想家，他反对美国以武力干涉解决问题，反对输出美国式民主以及意识形态狂热主义，但又强调意识形态渗透和从军事、经济两方面遏制对手，其思想对美国在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美国《政策评论》期刊执行编辑利亚姆·朱利安（liam Julian）认为，奥巴马排斥意识形态的立场从本性上深受尼布尔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早在2007年，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代》专栏评论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采访时就曾坦言，尼布尔是他最钟爱的哲学家之一。21

藏主义于问题之中：美国未来外交大方向？

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在《美国历史的循环》一书中指出，美国的政治思想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左右摇摆。22 美国外交又何尝不是这样。美国外交就如同一个钟摆，不断地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来回摆动。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强调以武力方式实现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的目标，奥巴马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变相的现实主义，他将美国外交的钟摆又调回到现实主义一侧。众所周知，奥巴马奉行实用主义的对外政策具有深刻的国内与国际根源，它是美国大国地位在10年反恐战争遭受重挫后的一种无奈之举，并非民主党外交传统的本色。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并非是真正淡化主义，而是将主义隐藏在问题之中，通过处理一个个问题，从而最终解决主义之争。这正如亨利·诺所言，奥巴马的实用主义，正如所有的实用主义一样，将意识形态隐藏起来。23 即用实用主义的逻辑来实现自由主义的外交理念。这种外交，试图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巧实力，或巧外交（Smart Diplomacy）, 这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看来，是一种智能帝国主义的体现。24

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是美国外交传统最核心的两个主题，自由主义强调价值至上，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优先。自美国立国以来，在其对外政策实践中，自由主义至上还是现实主义优先，或者说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孰轻孰重就存在着争议，这种争议由于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美国内政与外交方面的政治极化而更为凸显。20世纪初，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逐渐确立了现实主义理念在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地位，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确立了自由主义理念在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地位。但是，自由主义理念根植于美国的早期历史与政治文化，是美国主流外交理念的体现，现实主义源于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假设以及美国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是美国非主流外交思想的体现。所以，尽管在美国上百年的政党政治实践中，民主党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外交理念，共和党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但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等价值观却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美国的主流政治哲学，最大限度地唤起美国人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共识，所以，这种理念为美国两党一致认同。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就美国的政治文化而言，其底层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但在具体的国际政治中美国又往往根据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行事。自由主义哲学观是如何认识“应然”世界的国际政治哲学，现实主义哲学观是如何认识“实然”世界的国际政治哲学。在人类还没有进入大同世界或康德所谓的“永久和平论”之前，美国在现实国际政治中更多地是以现实主义的哲学观认识世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对外大战略就是这种现实主义哲学观的具体体现。基辛格认为，在20世纪美国外交两种思想范式的二元对立中，冷静的、以国家利益为指针、寻求均势以确保和平的现实主义思想，无疑是通往成功的外交政策的根本保证，而幼稚的、以道义原则为指针、通过集体安全以确保和平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只会导致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外交悲剧。25 奥巴马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主义外交哲学玄机之所在，摒弃主义意识，以问题意识为指针，试图最大化地实现美国国家利益，从而更好地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但是，由于奥巴马过于淡化价值观外交，触及了美国传统政治理念的底线，这不但遭致在野党的指责，也引发民主党保守派的非议。现实主义外交的真谛建立在实力之上，以武力为基础，而奥巴马过于强调国际合作的自由主义外交哲学、忽视了现实主义外交哲学中以实力作为后盾的重要性。面对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中东伊斯兰国的兴起，奥巴马一再回避武装干涉的必要性，从而遭致国内保守势力的一致抨击。美国《国家利益》期刊总负责人之一保罗·桑德斯（Paul J. Saunders）在最新一期《国家利益》上撰文指出，奥巴马并非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对外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甚至是一种投机主义。奥巴马过于相信国际规范而并非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尽管奥巴马政府反对军事介入的策略从短期看避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灾难性后果，这并不像小布什政府发动战争引发的后果那样一目了然，但从长期来看，奥巴马的对外政策也许会被证明更具危害性，因为这刺激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挑战美国所塑造的世界秩序以及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威胁到美国经济的持久繁荣，从而增加了美国在未来面临战争可能性的风险。26 作为共和党保守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保罗·桑德斯的观点在美国精英阶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美国保守势力对奥巴马政府过度回避军事干涉的不满。这样，美国政治生态中的自由主义阵营与现实主义阵营都认为奥巴马外交没有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既能够体现威尔逊式自由主义外交思想，又能够满足现实主义所推崇的武力作为强大后盾的外交，即所谓的保守国际主义有可能成为美国外交未来的大方向。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