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悲剧：自由主义的困境

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福山宣布自由主义将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此后自由主义不断向极端化、普世化方向演化，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频繁遭遇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同时，世界范围意识形态的创新、多样化进程也因自由主义的强势主导而裹足不前。而当自由主义变得千疮百孔之时，却缺乏可以替代的意识形态，这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悲剧。

1980年前后，里根、撒切尔在美英推行新经济政策，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取代凯恩斯主义的国际主导地位。19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与共产主义的对决中“大获全胜”。至此，“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 capitalism)、“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合流，形成所谓“新自由主义时代”，在国际舞台上一枝独秀(本文将这三股意识形态统称为“自由主义”)。当时，美国学者福山宣布，世界上“已经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竞争者，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①此后，作为自由主义的两大内核，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断被神化。2007年金融危机宣布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西方政府预防、处置金融危机乏力，第三世界民主转型陷入困境，皆暴露了自由民主政治的严重缺陷。然而，面对千疮百孔的自由主义，国际社会却找不到具有明显优势的替代品，因为早在20年前，意识形态创新就已经停顿！

自1970年代以来，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被无限放大，形成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西方国家普遍减少政府干预，提高私有化水平，推动贸易自由化，用市场替代政府部分职能，以提高效率、激发市场活力。

在发达国家，美英受自由主义影响最大，欧洲国家则把社会民主制度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嫁接，以缓解自由主义对社会公平的冲击。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政策是全面、系统性的，主要包括政府放松商业金融监管；交通、电力、能源等产业私有化；社会福利、教育、监狱等部分政府职能市场化；放弃谨慎货币政策；给企业和富人减税；弱化对劳工市场的管理。特别在金融领域，历届政府都在刺激市场活力、放松市场管理；跨国资本可自由流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界限被取消，信用违约合同交易不受监管。美“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曾对当年举国共襄“放松监管”的盛举作了描述：“30年多来，金融部门推动，美联储鼓吹，国会和行政部门共同支持。”②在此背景下，金融业获得长足发展，联袂信息革命的刺激，经济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好形势。美国经济经历了三个相对长的增长期：1982－1990年、1991－2000年、2001－2007年，期间只有两个非常短暂的小衰退，因而足以与1947－1973年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媲美。然而，2007年金融危机打破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神话。美国消费、生产和金融资产大幅缩水。据“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保守估算，美国经济损失在6万亿－14万亿美元之间，接近其全年GDP，相当于美国每个家庭承担5万－12万美元。如果把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计算在内，损失至少翻一倍。③欧盟国家损失在6万亿－12万亿欧元之间，为欧盟GDP的50％－100％。④毫无疑问，这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欧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30年中，发生过100次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经济不一定是高效、稳定、自我修复的。⑤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报告认为，最根本的错误思想是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功能，金融企业能够自我管理”。⑥结果，市场并未自我修复，欧美政府都用纳税人的钱大规模救市。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加强金融管理，但是新自由主义涉及根本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价值观，造成了系统性资本主义危机，如同1973年的高失业、高通胀是一场系统性危机一样。

在自由资本主义将欧美引向金融危机的时候，欧美的自由民主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事前被金融利益集团绑架，未能有效预防危机，事后陷入政治内耗，不能及时控制危机。最近两年，美国政府已经两次走向债务违约边缘，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移民、基础设施、教育投资、福利改革、医保等问题，没有一件得到有效处理。2014年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承：“我们的政治处在瘫痪状态。”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指出，美国政治的核心是制度(institution)而非民主(democracy)，⑦如公务员制度、联邦制、法官制度、独立中央银行等。过去30年，在自由主义影响下，美国政府职能萎缩，制度弱化，制度创新几近于无，所有难题都交付选举政治决断。选举政治则向极端方向发展，权力制衡变成权力否决。2013年4月13日，枪支管理修正案在参议院以54∶46票被搁置。对此奥巴马感叹：“这是华盛顿蒙羞的一天，美国人民想知道：为什么90％的人支持的法案通不过？”⑧瘫痪的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美国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这么低。1976年美国民众有76％相信政府能做好自己的事，1970年代该比重降至40％，2008年进一步降到30％，2010年低至19％。⑨只有19％的人信任政府，90％的人支持的事政府却通不过，这对民选政府无疑是巨大的嘲讽！欧洲一些国家的选举政治更是陷于瘫痪，意大利、希腊不得不放弃民选总理，直接任命技术官僚，以应对财政危机。福山把美国政治的表现概括为“民主衰退”，⑩扎卡里亚视之为“民主失灵”，(11)《经济学家》说“民主在经历困难时期”。(12)其实，民主失灵不是新鲜事，早在20年前日本民主就失灵了，只不过当时西方世界沉浸在“历史终结”的自满中，没有认真对待罢了。

自由国际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的基石，美既重视军事力量的基础性作用，也强调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和盟国体系，并以此二者构成美国外交的双引擎。(13)冷战结束后，在单极世界的安全保障之下，在意识形态终结的鼓噪中，美国外交的自信心骤然膨胀，自由国际主义极端化。美国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以推广自由民主为手段，试图重塑国际秩序或特定国家的国内秩序，外交中的进攻性、意识形态分量显著增加，对国际机制、多边合作的兴趣和意愿相应下降。欧盟则以后现代主义自居，向海外推销其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