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悲剧：自由主义的困境（2）

冷战结束以来，欧美国家发动过六场对外移植民主政治的战争，分别是海地(1994年)、波斯尼亚(1995年)、科索沃(1999年)、阿富汗(2001年)、伊拉克(2003年)和利比亚(2011年)战争。欧美尽管拥有绝对军事优势，仍然付出沉重的经济、人员、声誉、自信心代价。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美国先后有200万人参战，6000多人死亡，4万人受伤，直接战费开支1.5万亿美元。(14)更重要的是，这两场战争给美国带来自越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心理阴影，沉重打击了国家士气。在自由主义笼罩下，战前美国政府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萨达姆政权，自由经济和民主政府就会自然而然到来。(15)最终结果却是，根据美国学术界经常引用的“政治参数”(polity index)，这些“民主”国家的入门指数仅为6，六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科索沃勉强跨过门槛，其指数分别为：海地5、波斯尼亚5、科索沃8、阿富汗2、伊拉克3、利比亚0。(16)其中三个国家目前仍然在内战中挣扎。“民主化”战略没有产生民主国家，创造的却是内战、失败国家和“伊斯兰国”。

在大战略方面，欧美也奉行民主扩张战略。在欧洲，欧美背弃冷战结束时“北约不东扩”的承诺，经过1999年、2004年、2009年三轮东扩，吸纳东欧12个国家，直逼俄罗斯大门，破坏欧洲战略平衡，最终导致2014年乌克兰危机，制造了冷战结束以来东欧最紧张的国际局势。(17)在中东，欧美搭“阿拉伯之春”顺风车，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宣布阿萨德政府丧失合法性，最大程度挤压伊朗战略空间。结果，叙利亚内战孳生恐怖主义，催生“伊斯兰国”。现在，美国又四处组建反恐联盟，准备再度卷入中东战争。在亚洲，为了防范中国崛起，奥巴马政府高调“重返亚太”，中美关系高度紧张，亚太安全受到挑战。可见，扩张的自由国际主义政策使西方在中东、东欧和亚太同时陷入困境，不得不四处救火，这同20年前美国享受单极世界的“悠哉游哉”状况相比，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冷战结束时，美国坐拥二战以来最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国际上，苏联解体让美国享有单极世界的优势；国内，由美国率先掀起的信息革命方兴未艾，其经济领先地位持续加强。然而，意识形态的自满让美国经济、政治和外交都趋于极端。市场和民主双双失灵，公众对政府和市场的信心应声下落。美国不仅迅速挥霍了最佳战略机遇期，而且面临全面危机：经济上陷入金融危机，政治上遭遇民主危机，外交上受挫于干预危机。

世界已经浓缩为地球村，当自由主义在欧美风生水起的时候，发展中国家难以置之度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在改革的苦闷徘徊期，自由主义兴起恰好满足了当时的思想理论渴求。更有甚者，由于理论水平的局限，以及对发达国家科学、发展水平的崇拜，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甚至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危害也更严重。

自由主义是一套文化、理论和政策体系，有不少命题只能限于哲学、理论探讨，不幸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把它们当作实践准则。福山提出“历史终结”，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命题，是对人类意识形态起源和人类终点的哲学探讨。正如福山所言，早在1806年法普战争后康德就宣布历史终结了，当时就认为人类意识形态最终会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18)但是，对于哪个国家、什么时候、用什么途径走向民主体制，福山本人十分谨慎，反而特别强调国家的个性差别。(19)甚至，福山非常不看好发展中国家向自由民主体制转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将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历史的困境中”。(20)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将自由民主当作一个现实政治经济学命题，似乎近在咫尺。即使是自由主义体系中的政策部分，也都处在学理性探讨阶段，仍在不断试错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休克疗法”盛行时，西方理论界主张将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以最快的速度整体移植到转型中国家。2000年左右，在东亚金融危机、独联体转型困难的现实面前，“华盛顿共识”变成“华盛顿困惑”(Washington confusion)，学者们认识到之前理论有缺陷，市场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而需要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于是又提出“良政”先行。2010年前后，西方学者又普遍认为，大规模移植政治制度鲜有成功案例，似乎还得重视具体国家的创造性。面对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政治转型，奥巴马政府已经仅限于远观兼评论了。思想理论的不断试错和完善本是自然之态，可悲的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竟然甘当政治试验用的“小白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