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悲剧：自由主义的困境（3）

自由主义经济强调最大程度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国内的强势经济利益集因此获利最丰，国际上拥有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则坐享其成。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拥有强大的政府管理和财富再分配能力，才能有效防止经济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机器，这是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政治前提。在国际上，只有在本国占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才能实施自由化政策。过去30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意识形态裹挟下，丧失自我思考、自我选择能力，罔顾本国国情，热情拥抱自由主义，在发展道路上掉进了陷阱。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拥抱没有比“休克疗法”国家、拉美国家更热情，对自由民主的拥抱也没有比“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国家更热烈，而这些国家受害也最深。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那些新成立的国家不同程度地服用自由主义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直到今天，对“休克疗法”的效果仍然存在巨大争议，国家之间效果不同，短期、中期、长期效果不同，经济、政治、社会效果不同。但是有一个基本共识是：不是所有国家都适合“休克疗法”，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效果明显不同。“休克疗法”要求在短时期内撤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放开贸易、资本、货币政策。转型10年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同独联体之间的差别明显，这些欧洲国家1998年GDP恢复到1990年水平，2000年在此基础上增长6％；独联体国家2000年GDP只有1990年的63％。1990－1999年，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人口最多的波兰GDP增长40％，而独联体中人口最多的俄罗斯GDP则缩水40％。(21)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综合评价，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10年转型比较成功，除罗马尼亚外“人类发展指数”均有所提高，分别为：波兰0.71－0.78、匈牙利0.70－0.77、阿尔巴尼亚0.6－0.65、保加利亚0.69－0.71、罗马尼亚0.70－0.70。相比之下，独联体国家除亚美尼亚外，“人类发展指数”整体倒退，分别为：亚美尼亚0.63－0.64、吉尔吉斯斯坦0.60－0.58、摩尔多瓦0.64－0.59、哈萨克斯坦0.68－0.67、俄罗斯0.72－0.71、乌克兰0.70－0.66、塔吉克斯坦0.61－0.52。在解释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不同结果时，曾主导“休克疗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年在报告中认为，各国国情、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异，都是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中东欧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高，市场化改革的基础条件好。这些国家与欧盟关系密切，欧盟给予货币、财政、技术支持，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22)对于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独联体国家而言，1990－2000年无疑是失去的十年。同一时期，亚洲一些转型中国家在政府主导和控制下，逐步分阶段推动市场化，取得良好效果。根据“人类发展指数”，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最快、效果最好，发展指数分别为：中国0.50－0.59、越南0.47－0.56、韩国0.73－0.81、印尼0.52－0.60、马来西亚0.64－0.71、新加坡0.74－0.80。(23)

对于实施自由主义改革的拉美国家而言，失去的时光并非始自1990年，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1970年代初债务危机发生后，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操纵下，拉美国家执行“结构调整政策”，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失业率升高、物价上涨。例如，秘鲁1990年实施“结构调整政策”，一夜之间取消政府补贴，汽油价格上涨3000％，水价上涨1300％，电价上涨5300％。(24)到1990年代，拉美除古巴之外都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本来已经脆弱的经济突然向国际市场开放，非常单薄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骤然缩水，自然会引发经济、社会双动荡。人们习惯上把1980年代称为拉美失去的10年，其实25年来拉美经济都处在极端困难之中。1980－1999年人均收入只增长11％，是近一个世纪中最糟糕的20年，1999－2004年人均收入增长更只有1％，年均0.2％。(25)2000年前后，作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强力反弹，拉美各国纷纷打左转灯，带有左翼社会思潮的政党陆续上台，包括委内瑞拉(1998年)、巴西(2003年)、阿根廷(2003年)、乌拉圭(2004年)、玻利维亚(2006年)、厄瓜多尔(2007年)、尼加拉瓜(2007年)、巴拉圭(2008年)。

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都受自由民主思潮影响，但受害最深的莫过于为此而掀起革命的国家。20年来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包括：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参与“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有：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在这些国家中，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比较幸运，发生革命后的10年内“人类发展指数”基本保持原样，分别为：吉尔吉斯斯坦0.61－0.62、格鲁吉亚0.71－0.74。此外，突尼斯仍然处在政治混乱中，埃及又退回军事独裁，黎巴嫩处在内战边缘。所有其他国家，乌克兰、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都处在内战中，国家完整能否保持都是一个大问题！当年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树为榜样的乌干达、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按照西方路线图追求政治转型，现在仍然没有一国迈入西方设定的民主门槛。根据“政治指数”评估，莫桑比克4、坦桑尼亚－1、乌干达－2，它们不是向民主转型，而是与民主政治渐行渐远。

热烈拥抱自由民主的国家，之所以落到今天“国将不国”的境况，其根源就在于落入了西方的民主神话。实际上，近代以来西方意识形态神化了民主政治的功能，把它推上了神坛。民主、自由、平等、民生、政治稳定、国家认同、民族融合、宗教信仰、经济繁荣等都是人类核心价值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侧重点不同，最紧迫的需求也不同。民主与专制的区别，远没有稳定与动荡的区别重要。(26)2008年，美国政府向公民提供的服务人均17000美元，阿富汗只有19美元，这就是强政府与弱政府的区别，这些远远大于民主与否的区别。(27)美国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将民主政治作为统驭一切的价值，认为只要有了民主政治，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却不支持这种观点。福山研究人类政治发展史后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三部分：国家建设、法制、民主监督，最基础的是国家建设，包括国家认同、政府能力等。(28)显然，国家建设不能依靠民主，而是必须优于民主、先于民主。“阿拉伯之春”国家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就是政治发展的优先次序摆错了。在中东地区，很多人的种族认同、宗教认同、部落认同超越、对抗国家认同，对民族国家构成极大挑战。国家认同、民族融合不可能通过选票完成，缺乏国家认同的地方也没办法搞民主选举。事实证明，引进民主选举没有解决原本存在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阶级斗争，反而导致国家和政权崩溃。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发展，但是历史案例却表明，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可靠联系。(29)相反，过去10年增长比较稳定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没有按西方脚本实施民主改造、而是维持强大行政能力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委内瑞拉、阿根廷等。经济水平低的国家不需要多党民主，而是需要具有决断力的“仁慈权威”。唯此才能够落实经济发展与改革方案。(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