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价值基础：仁道（3）

从孔子开始，儒家就非常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否）’，问马。”马厩着火了，孔子首先询问伺马的下人有没有事，得知人没有问题才问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只是在人和牲口之间优先强调人。孔子反对不教而杀，这是直接针对统治者不尊重百姓的生存权、生命权而滥施刑罚的行为。《论语·尧曰》载孔子言：“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强调统治者不得滥用刑杀手段残害人的生命，即使对于犯罪，也不能草率行事，而应本着“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与其增以有罪，宁失过以有赦”的原则“求所以生之”，“不得其生之之道，乃刑杀”，因为“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也”（《尚书大传》卷四引孔子语）。孔子反对人殉，并反对用俑殉葬。春秋以前统治者往往用人（主要是奴隶）殉葬，春秋时期用人殉葬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于是出现了仿人的泥、木做的替代物——俑。但用俑殉葬这种观念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人殉制度的延续，反映了人们的人殉观念，所以孔子仍然反对。《孟子·梁惠王上》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在孔子看来，用俑殉葬仍然近乎用人，也是不人道的，所以孔子表示反对。《孔子家语·曲礼公西赤问》载，子游问于孔子曰：“葬者涂车刍灵，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亦人也是无益于丧。”孔子曰：“为刍灵者善矣，为偶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子游问孔子说，送葬的人用泥车和草人草马殉葬，这是自古就有了。但是，如今有人制作偶像殉葬，这是无益于丧事的办理的。孔子说，用泥车和草人草马比较好，制作偶像的人是没有仁爱的表现，这不是接近用人来殉葬吗？可见，孔子赞成用泥车和草人草马，反对用偶像。泥车和草人草马合乎“明器”的标准。明器是指随葬的器物，古人又称为“藏器”，后世又称为“冥器”，就是指专为死人加工，形象上相似，功用上不可利用的器物，因而其做工一般较粗劣。《礼记·檀弓》说这种明器“竹不成用，而瓦不成膝，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簴”，竹器、瓦器都无法使用，琴瑟和竽笙没有宫商之音，钟磬无法悬挂。之所以如此，并非是欺死者无知，而是为了节省人力、物力，只要能体现孝子的孝心和情感即可。

儒家的仁道体现在政治上就是“仁政”，是历代儒家所竭力倡导的。孔子所强调的“仁”，不仅是一种伦理道德学说，更是一种治国理政的学说。孔子不满当时“天下无道”，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奔游列国，汲汲以求，倡导“德化”、“礼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他对执政者的政治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是“正”。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也就是说，执政者必须从端正自身开始，通过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正人）。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秩序社会。他提出“为国以礼”，集中表达了他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除了重视德、礼，孔子也没有忽视政、刑在治国理民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可见，孔子认为在治国理民的过程中，德、礼与政、刑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过，在这四者当中是有先后的，这就是德、礼为先，政、刑为后。

孔子先德、礼，后政、刑的思想还体现在下面几种关系上：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他主张先经济后政治，也就是先富后教。冉有问为政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先使民富，而后再进行教化。又，子贡问为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

在惠与使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先惠后使。他认为，使民是必然的，但不能无条件地使，而应先惠而后使，“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在教与杀的关系上，孔子提出以直正枉，先教而后杀。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回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

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将其从伦理道德学说发展为实行王道政治理想的仁政。孟子的仁政思想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以保障民生为核心，以推行教化为归宿。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其在经济方面主张“制民之产”，就是让人们具有一定的财产，这实际上是井田制的内容之一；在政治方面主张王道政治，作王霸之辨，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着眼于争取民心，其目的是“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仁政学说发展了春秋以来重民、重人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将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另外，孟子还强调为君者要真正得民心必须与民同乐，应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孟子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指斥“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这个时期，诸侯国之间发生的战争都不符合“义”的标准，即不仅违反了西周以来礼制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名分制度，而且给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对于统治者不顾民众死活，频繁发动战争，攻城掠地，他更是痛恨至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帅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因此，他建议“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让那些好战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孟子说：“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君子仁民爱物，慈心不杀，应先从小事做起：“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他见齐宣王不忍牛之觳觫而就死地，就称赞齐宣王“是心足以王矣”。荀子说：“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以仁义作为基本的人道标准，要求统治者即使得天下也不可滥杀无辜、刑虐百姓，这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肯定。

“仁政”的人性论依据是孟子的性善论，要求君主首先是仁者——有仁心才能行仁政。然而，其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实践中却存在极大缺陷。正如严复所批评的：

夫制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为之；使其民而不自为，徒坐待他人仁我，不心蕲之而不得也。就令得之，顾其君则诚仁矣，而制则犹未仁也。使暴者得而用之，向之所以为吾慈母者，乃今为之豺狼可也。呜呼！国之所以常处于安，民之所以常免于暴者，亦恃之而已，非待其人之仁也。恃其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权在我者也。使彼而能吾仁，即亦可以吾不仁，权在彼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