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新态势 （2）

地区文化空间：形成自己的地区产业文化特色，克服产业文化的单薄性，才能拓展地区经济发展的更大战略空间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和现状看，各国或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受其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即使像美国这样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国家，“硅谷”的创新模式也是难以在其他地区复制。产业在某地区能否生根，能否具有持续的竞争力，其地区文化空间格局具有长期性的深刻影响。

在当代世界，工业化的开放性和全球性，使得各地区的产业文化往往是由“全球化文化”“本地文化”和“移民文化”混合而成。工业化进程越是往前推进，本地文化的影响就会越显著。所以，我们观察到，世界各国工业化早期和中期通常相似性较大（有的经济学家将其描述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标准型式”），而到了工业化后期，各国都会走上与众不同的道路。这是因为，由于各国各地具有各方面的独特性，工业文明出现了不同的地区类型，包括采掘文明、贸易文明、地产文明、制造文明、金融文明等。而且，即使同属制造文明，各国各地区也会有不同的产业文化特点。例如，中国许多地区的产业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文明特点，而制造业具有注重模仿、产品从众、价廉物美等特点。因此，规模宏大、高性价比、薄利多销等往往成为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但这样的状况也有其弱点，即往往导致其产业文化空间比较狭窄，产品缺乏文化特质，附加价值偏低。当然，中国消费者文化鉴赏能力较弱，更注重产品的物质实惠，也是限制中国产业和产品文化空间的原因之一。

以上所述仅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中国各地区的产业文化差异相当大。例如，采掘文明地区与制造文明地区，各具产业文化特质，其未来的地区经济发展走向也可各自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当然不同地区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即从长远看，地区产业文化空间对产业技术空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各地只有形成自己的地区产业文化特色，克服产业文化的单薄性，才能拓展地区经济发展更大的战略空间。

地缘战略空间：各地区都将可能在中国及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新的“点、线、带、区、网”格局上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

各地区的发展，包括地区资源要素空间、产业技术空间和地区文化空间的演化变迁，都是在长期的地缘关系和政治经济关系的演化过程中发生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受到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其变迁过程的影响。中国曾经长期居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但近代以来，西方“海权国家”率先进入工业化，大西洋濒海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其他国家则成为“外围”或“边缘”地区。在这样的海权时代，中国的地区经济逐渐形成了“东、中、西”的梯度发展格局。

当前，世界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之交通工程技术（例如高速铁路、公路、航空等）和电子通信技术（例如互联网、移动通信、卫星等）的长足发展，这一变化来得更加迅速。最近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正是适应和引领这一国际大势的积极作为。中国东临太平洋、西面欧亚大陆中心、南连印度洋、北接俄蒙广阔腹地，可享大陆经济和海洋经济之双向优势。一些地缘政治学家指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是这一事实，即中国既是海洋导向又是大陆导向。”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将促使形成世界第三大地缘战略辖区：“混合型大陆兼海洋的东亚辖区”。因此，中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发展的战略空间都将发生极大变化。过去的交通闭塞地区，可能成为“交通要道”；过去的边远地区，可能成为“国际门户”；过去的内陆地区，可能成为“开放前沿”；过去的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3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大陆后方”。总之，各地区都将可能在中国及周边经济国家发展新的“点、线、带、区、网”地缘格局上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形成相应的区域发展战略思维。

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以“新常态”所表征的工业化深化的新阶段，社会价值取向从亢奋的物质主义向权衡的物质主义转变时，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和政策目标必须进行适应性调整。以往那种在较狭窄的资源因素空间和扁平技术层面上进行的“平推式工业化”，已经面临战略空间狭窄的约束，并集中表现为资源边际效率下降、加工产能过剩、盈利空间收缩、区域吸引力不足、环境承载瓶颈、经济增长率下行的压力。因此，各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向资源要素、产业技术、地区文化和地缘格局的深度层面进行战略空间拓展，克服过去那种“短、平、快”思维（即短期目标导向、平面推进扩张、追求快速见效），代之以体现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的战略思维，以科学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