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不衰的抗战题材写作（3）

抗战写作与抗战历史同步行进

一般说来，文学创作因为写作者需要一个观察、浸润与把握的过程，很难做到与现实同步、与历史同行。但抗战题材显然是个例外，因为事件本身的紧要性与重大性，更因为作家自身的敏感性与责任心，几乎是在抗战爆发的同时，反映它的作品就接踵而至，从此文学就与抗战相随相伴，同频共振。

在抗战文学的写作上，深受东北沦亡之苦痛的东北作家走在了最前列。1935年间，萧红的《生死场》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列入“奴隶丛书”一同出版，使得这一年的抗战文学在当时格外耀眼。随后，又有舒群的短篇《没有祖国的孩子》等作品相继问世。自1937年之后，全国的抗战版图与政治格局大致分为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有关抗战题材的写作也分别表现了出不同的情形。

国统区的抗战写作，以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李辉英的《北运河上》、骆宾基的《东战场的别动队》等中短篇小说，吴组缃的《山洪》、老舍的《四世同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齐同的《新生代》、谷斯范的《新水浒》等长篇，着力于揭示沦陷区人民的悲情生活及其精神苦闷，着力于表现它们在重压之下的生活自救与精神觉醒。这些作品有的因为反映现实的快捷，带有战地速写的意味；有的因为纠结于苦难的倾泻，调子相对低沉，但都以其几近无距离的及时与真实，而具有无以替代的现场性与纪实性。

根据地的抗战写作，以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刘白羽的《五台山下》等作品为代表，对处于抗战前沿的战斗者的斗争生活予以跟踪式的描写，正面表现了抗战斗争的艰苦卓绝与军队和人民的同仇敌忾。相较于国统区的抗战作品，出自根据地的抗战小说因为多是战斗英雄和英雄群体的纵情歌吟，在格调上显得更为明丽。

抗战时期的抗战小说，总体来看，因为近距离地反映了抗战“进行时”的场景与画面，虽然不免带有新闻性强于文学性的不足，但又因为具有在场性、及时性，以自己的方式记述抗战过程，而成为抗战历史的一个重要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