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发展：不在速度在结构（2）

小国可以通过贸易来满足物质产品需求，并让服务业占据高比重；大国则不能让对物质产品的需求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

一个大国的产业发展是有其顺序的，而供给顺序又服从于需求顺序，服务产品被需求的产业顺序决定于人们需求层次的演进。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解释了作为物质产品的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生产起源要早于服务产品，也解释了为什么服务业被看作第三产业。当然，物质产品的生产可以因社会分工而形成对服务业的需求。即使如此，社会分工史还是告诉我们，服务业的独立从而服务于物质生产，还是迟于物质生产内部的分工，比如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因此，无论怎么说，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发展跟从于物质产品生产。这一方面是因为物质产品的发展，使人类形成“剩余交换力”去购买需求强度低于物质产品的消费性服务产品；另一方面是物质产品生产的发展升级，才形成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强调大国服务业发展的产业顺序呢?因为一个小国或小经济体，高比重的生产服务产品与本经济体的物质生产能力之间可以没有关联度制约。小经济体的物质产品需求可以由国际贸易来满足，中国香港地区的服务业比重超过90%就是一例。但是，大国尤其是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物质产品的需求不可能依赖国际市场的供给来满足，因此产生了中国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甚至装备安全的问题。这就是说，只有物质产品生产率达到相当高度，资源和要素可以被腾出生产大量服务产品时，服务业的高比重发展才有了供给方面的产业基础。现实是，有着十几亿粮食需求人口的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十分低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其实还比较落后，可以被腾出生产服务的要素供给状况受到很大约束。

除了特殊的移民状况，人口大国均同时不失为农业大国，即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烈化与固化之大国。中国是可以首推的农业大国。它对服务业高比重发展的制约，除了在要素总量上拖累服务业发展外，另一重要制约机制是广大农村的存在，阻碍服务企业在地域上的广泛进入。服务产品多为“face　to　face”(面对面)产品，主要是面对面发生供求关系的。农村是人口或消费者分散居住的地区，服务企业的分散布点不便于农村居民的服务消费，居民宁愿自给自足、自我服务而很少购买服务。但若服务企业在农村地区密集布点，又产生不了足够的规模经济，服务企业也不愿进入。所以，一国城镇化水平越低，越制约服务业供给。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算上“农民工”也只刚过50%，如果不算真正进城的“农民工”，才刚过35%。如此低下的城镇化水平，必定在较长时间段内严重阻碍服务业供给。

对中国整体而言，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从“十二五”初的43%较快地增长到2014年末超过47%。这一水平使服务业占比在三次产业中超过了工业，但仍大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低物质产品生产率和低城镇化率，不可能在短期内使服务业占比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服务业占比不能人工拔苗助长，更不能靠政府规划来拔苗助长。我们甚至应该反问:“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在人均GDP仅7000美元水平时就超过了制造业”，本身是否合理还是一个问题。制造业占比居首让位于服务业，在日本是在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时，在韩国是在超过13000美元时。对中国各地而言，“因地制宜”除了制约服务业发展速度外，还严重制约服务业的供给结构。本地人均收入水平，关乎当地居民有无足够购买力消费物质产品之余的服务，从而引致消费性服务的供给；而本地工业发展水平，则关乎本地是否能像国际经验那样，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为主来发展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