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中国农业发展的焦点问题（3）

我想针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实社会上包括政府，包括研究机构，包括各类企业，都在进行研究，到底应当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当然见仁见智，各种各样。

我听得的比较多的意见大概有这么几类。

一类是在中国生产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价格既然这么贵，而且又给了农民大量的补贴才这样生产，因此能不能大幅度减少对农民的补贴，大幅度降低国内的生产，更多的增加国际市场进口，这是一种意见。那补贴大概是多少钱呢？这个口径非常复杂，好像还没有一个部门把它讲全了，就我国现在所知对农民的四项直接补贴，就是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这四项合在一起大约1700余亿，财政部的补贴办法主要是按农民的现有的基本农田数量来补，那么可以算一下，现有的基本农田数量约有15.6亿亩，这四项补贴总额是1700亿元左右，一亩地大概也就是100元多，那么其中种粮直接补贴大概是150余亿元，良种补贴补贴大概是260-270亿元，农机具补贴230-240亿元，1000亿出点头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我刚才讲到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综合补贴最近开始重新考虑，适当的给予减少。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种补贴，比如说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还比如对畜牧业，养猪、养牛等等也有补贴，还有些奖励，另外，由于库存不断增加，国有粮食部门放在库里的粮食销出去它要有费用，这些费用由国家承担，直接和重要农产品农户生产的补贴大约到2500余元到3000余元之间，大概是这样，那么你说减，减多少，起多大的作用，我想这个要考虑，你说进，现在已经进了1亿吨，连大豆在内，据了解地正常情况下，三大谷物每年的国际贸易量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2亿8千万吨，正常情况是2亿5千万吨到2亿6千万吨，大豆全球年产量大约2亿5千万吨，能用于贸易的不到1亿吨，我国现在已经进了7140万吨，70%多的出口大豆中国都买过来了，你还打算进多少，就这样进不划算，进了之后会不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影响，进口进一步增加会不会导致全球粮价波动，这些问题可能都要去综合考虑。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过去强调粮食必须自己自足，现在到了进口量已经超过了1亿吨，我们自己的口径去年我们一共就产了12142万吨，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粮食产量60700万吨，但是去年的进口量超过了一亿吨，也就是差不多国内的粮食也就是六分之一左右来自国际市场，还能搞到多大，搞了以后国内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变化，这大概都要做认真细致的分析。

第二种观点，针对中国农业的生产成本太高，要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才使农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怎么降低呢？不少人都认为最重要的出路是走农业规模经营，扩大农业经营者的土地经营规模，这样就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因为看到农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新大陆地区的农产品主要出口国，看看那儿的农场经营规模，真正生产粮豆农场经营规模大概都在3000英亩左右，就是18000亩地，我们也这样做现实不现实，中国还有这么多农民，让他们离开土地，到哪里去？去干什么？

这两个主张，我觉得确实都是针对了当前我们面临突出的问题，一个是价格水平没有竞争力，第二个就是农业生产成本过高。所以，无论在经济上增加进口，还是扩大规模确实能降低成本，主意都是对的，针对性都是很强的，但是必须考虑很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面对最现实的问题，农民怎么办？这么多农民上哪里去，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将来的生计怎么解决，必须结合这几个问题一起考虑。

所以，最近我们在和国际交流中，很多经济学家、农业学家谈到，对于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农业政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产业政策，如果它是一个单纯的产业政策，竞争得过就去竞争，竞争不过别搞，这是最简单；但是农业的复杂性，尤其是人口大国的复杂性，你的农业政策必须考虑到你所拥有巨量农民，他们的生存、生计和发展，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可能产业的效率提不高，但是你引出的社会问题可能更多。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非常的迫切，不是用一两个办法就可以把这样复杂的东西解决好。比如说关于农产品竞争力问题，我坦率的说，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几个国家有新大陆国家农业资源禀赋，有几个国家可以去跟他在这方面拼？因此世界贸易成为经济全球化很重要的杠杆之后，没有一个国家不在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农业，当然保护过头，有一个上算不上算的问题，当然上算不上算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帐，你还得算进行结构调整，让农民离开土地，让农民进城，这方面需要多大的成本代价，我们得把这块算进去。这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美国在进行TPP的谈判，与除美国之外另外一个最大的经济体日本，谈的之艰难不去多谈，实际上就关系到美国让日本开发农产品市场，他敢吗？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大米关税之高，全世界绝无仅有，这两年平均进口的大米关税率都在770%以上，这两年都是772%、778%这样的水平，你说他放开大米进口，国内还产多大，整个农业可能就是灭顶之灾，现在我们了解美国人没有说让他真放开，就让他放开22.5万吨美国大米进入到日本市场，这22.5万吨大米都谈不下来，还在谈，我说我们这么轻易把关税放开，把关税配额制度放开，敞开让他进，什么后果，我想这些问题不得不考虑。

当然推进规模经营毫不疑问能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能增加农民来自经营效率的这种收入，而不是主要靠补贴，也有这样的先例，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农民的转移，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转移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的问题更复杂，每年国家总局公布的按常住人口的计算的城镇化率很好看，每年都提高一个多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都有1500多万人增加到新的城镇人口中间，去年城镇率达到54.77%，居住在城镇的常住人口超过了7亿2千万人，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户籍城镇化人口才只有37%、38%，也就是目前统计的54.77%这个城镇化率里头有18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和居住人口不对称。18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代表1360多万人，你说18个百分点多少。因此在我们国家有一个2亿6千万多人的叫流动人口，这2亿6千万流动人口中有1亿7千万是农民工，这中间有3千多万接近4千万是举家外出的农民工，也就是说差不多将近2千万农民家庭，这个家庭一定会带来三个老人或者孩子过去，你可以算帐，这2亿6千多万流动人口超过2亿来自农民的劳动力或农业人口，到现在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融入社会，和市民享受当地的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保障，没有多少，凤毛麟角。对于每一个刚才讲到2千万农民家庭农业人口在城里什么没得到，所以他的根在农村就不能拔出来，他就舍不得他的地，他不敢扔下他的房，于是这给我们现阶段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规模经营带来很多国家没有的问题。但是中国农民确实是非常顽强，很有韧性，他们在实际情况下，努力的推进着产业的进发。一方面我看到这些情况，可能我从事农业，我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倾向性，最近报纸，前年去年很多媒体，很多专家非常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到农村去大规模经营农业，很多工商企业家带着资本去了。但是今年我看到报道更多地在反映工商资本有能力拿地，无能力种地，地拿下来，不知道咋种，你要跟那些西装革履的老板谈起来，在他们眼里农民干的事我干不了吗？于是都去了，把地拿过来问题就来了，谁种？董事长、总经理会种地吗？部门经理、公司白领会种地吗？都不会种，于是雇农民来种，农民是聪明人，他自己种的时候知道地是他的，打的粮是他的，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起早贪黑，越是刮风下雨越往地跑，他现在知道地是租给你的，打的粮食是你的不是我的，我凭什么给你做。所以他有能力拿地，无能力种地。

我说句实在话，老板们如果能解决好对农业劳动力劳动的监督和劳动的计量问题，这个问题绝对是诺贝尔奖金，没有人解决得了对农业劳动力的监督和计量的问题，如果靠公司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坦率说一句，农民公社就没有必要解散，就接着搞下去就可以了。但问题是不行，这样说并不是说工商资本、企业老板在农业中就没有作为，问题是你别去想种那个地，你帮农民销售，帮农产品加工，帮农民干干不了的事，那你就大有可为，这样的成功例子非常多，所以一定想清楚这一条，如果自己不会种地，自己不去真种地，那你种地是种不好，即使到2万亩家庭农场，到南、北美洲到澳大利亚去看，也是自己种。

中国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寻求新的出路，一部分农民把土地流转，流转给别人种，流转规模不算低。这里的流转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亲朋好友之间，我出去打工，我把地交给你，对扩大规模的效益有一定作用，但是显得比较有限。第二种有些公司企业去了，认为我来种地，农民都能种我还种不了吗，几千上万亩圈下来也有，圈下来，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搞非粮作物，如果不搞非农经营，很难赚得到钱，你去了，转了一圈赔了一部分钱，走了，真正在那儿坚持在土地上努力经营的公司企业，数量越来越有限。第三种是农民自己创造和发展，通过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用这种方法，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农民独创的经营办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地多的地方有地多的办法，地少的地方有地少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