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域下历史虚无主义的三重动因

作为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虚无主义不断地侵袭现代社会生活。按照通常的看法，虚无主义可以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来表达。如果我们大体接受海德格尔所谓“上帝”系指超感性领域、超感性存在，那么，这种虚无主义首先是一种跟传统形而上学内在相关的价值虚无主义。把传统意义上的崇高价值重估为一种柏拉图主义（传统形而上学）的臆造，那就必然导致一种否定以往（构造并延续这段）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显然，被否定的这个“历史”恰恰是在基督教基础上形成的线性的、不断进步的“历史”观念，而尼采要肯定的却是“永恒轮回”的观念。否定或虚无化一种“历史”，势必肯定、成全另一种“历史”。自启蒙运动以来，这种局面伴随着启蒙的不断推进一波又一波地发生。中国启蒙事业的推进和继续也在印证这一点。本文将考察虚无化历史的三重动因。

一、孕育于启蒙逻辑之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可以说，对历史的某种虚无化，早就内生于启蒙运动的逻辑之中。（屠格涅夫《父与子》的男主角巴扎罗夫被贵族巴威尔判定为虚无主义者，就是因为巴扎罗夫试图用科学理性的精神和方法来处理爱情、艺术、俄罗斯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等一切问题，并把不合理性、无法诉诸科学方法处理的东西统统视为“无”。而崇尚这些东西的那段历史也就势必被虚无化。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虚无主义是启蒙运动的必然产物，是启蒙思想的必然逻辑）正像恩格斯所概括的，启蒙运动用理性来衡量一切，一切与理性相矛盾的存在都被否定，“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版，第356页）

极端肯定从另一面看就是极端否定。把理性捧上天的理性主义者，势必要对以往的道德、宗教、习俗、意义、非普遍的知识等激进地一概否定。为了避免极端的否定，一些启蒙思想家采取的策略是，道德、宗教、政治都得以自然法为根据，与人的自然天性和谐一致。为了让抽象理性的光芒照进道德、政治、宗教领域，哲学家们就得从抽象理性占领的高地上进行一次战略撤退，以确保人、社会都是普遍、永恒的存在，是与普遍的自然秩序相调和的，社会、历史领域都符合理性。否则，社会历史领域就得从理性王国中溜掉。于是，一种新的历史学就需要产生了，就像普里斯特所说的：“没有历史学，我们合乎理性的天性就必须列入到很低的位置上去。”（见贝克尔，第75页）

的确，如何看待历史取决于对现状的态度。满意现状，就势必对过去施以敬意，如果不满意现状，希望它改变，那往往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批评和责难过去，二是认为过去曾有一个值得我们仿效的典范，被后来人放弃了，应该重新继承、恢复和发扬。启蒙时代的人们对现状恰恰就是不满的，甚至以后一直延续了这种态度，认为未来就应越来越好。那时启蒙学者抱怨已有的编年史沉闷、枯燥，从中找不到真理，只有谎言、无知、虚伪、迷信、暴政。要找到有用的东西，合乎理性的东西，历史就需要哲学家来重新撰写，只有哲学家才会抱着“与过去决裂，重新开始”的态度看待过去。抱着这种态度写出了6大卷世界史的伏尔泰说：“世界上重大事件的历史简直无非就是种种罪行的历史。”（同上，第80页）不管是为了找到教训，还是教益，从过去复杂的事实中如何找出普遍性的东西，以利于“发现人性的普遍永恒的原则”（休谟）至为关键。由于致力于改变社会，他们并不关心“社会是怎样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的”这样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改变它。所以，历史充其量只有利用的价值；而“研究历史为的就是要发现人性的永恒而普遍的原则”。（同上，第88页）启蒙思想家不会关注地区性和暂时性的东西，而追求普遍和永恒的东西。虽然他们批评基督教，但在普遍史、追求理想王国等诸多方面，他们与基督教一脉相承。启蒙“‘哲学家们’展望着未来，就像是展望着一片美好的乐土，一个新的千年福王国”。（同上，第100页）这就是启蒙时代哲学家们期待的“天城”。显然，在贝克尔的眼里，虽然激进地批评基督教，甚至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但启蒙思想家追求的理想仍然是基督教“千年王国”的改进版和提升版，是一种“天城”。只不过他们要把基督教那遥远的天国拉到即时的当下，拉到现实的大地。所以，他们对历史的否定（虚无化）因为许诺了一种更切近的理想未来，是一种理想的替代，因而没有造成崇高理想的空白与缺失，也不至于引发严重的虚无主义后果。

不同文化甚至不同理论针对统一历史所作的叙述多有差异。激进地批判意味着跟原有历史叙述所建立的历史连续性的断裂。每个历史理论往往都会排斥其他，建立自己的标准，并据此重释历史。经验的历史，个体体会到的历史，可能都是断裂的、非连续的，但理论化的历史必须是连续和自洽的。历史成为一种连续、自洽的同质过程，就是阿尔都塞所谓的“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阿尔都塞，第118-119页）据此，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根据自己的标准塑造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历史”，而这必然要重写历史，导致对原有历史叙述中某些内容的否定、蔑视。一种历史叙述的坚持者会把自己看中的某些历史内容被其他理论的否定视为虚无化，视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为了自圆其说，为了构造基于自身标准的连续性和自洽性，一种历史理论都会程度不一地贬斥、遮蔽一些内容，而凸显和张扬一些内容。只有基于一种历史理论判定的重要内容被其他历史叙述系统虚无化，才会招致历史虚无主义的激烈批评。启蒙史学意味着一种很激进的历史批判立场，它所造成的历史虚无主义后果往往很剧烈。但由于它在线性历史观念、对“天城”的追求、普遍史等等方面对基督教历史观的继承，它所引发的历史虚无主义暂时并不明显。但当尼采以祛除一切形式的基督教理想，把一切绝对、纯粹的理想王国视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构造并力主否定一切形而上学时，当尼采拒斥线性史观、力主恢复永恒轮回观念时，它在价值和历史层面引发的虚无主义效果就非常严重了。不过，中国接受尼采是先在反封建、扬个性，寻求促生现代化思想资源的意义上进行的，也就是首先在现代化理论的（西方）文明、先进—（非西方）野蛮、落后的二分对立中看待的。

这种追求普遍知识的西方历史学进入中国后，势必会以西方作为普遍标准贬低和否定中国本有的价值、知识和历史，造就剧烈的历史虚无主义。虽然中国的历史记述既久远又发达，但按照西方启蒙主义的标准，中国只有周而复始的循环，没有不断“进步”的“历史”。启蒙主义对外是以“文明—野蛮”或者“进步—落后”的模式界定西方—非西方的文明关系，把非西方社会置于西方曾经经历过而今早已超越了的某个前现代历史时段上。这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但就像启蒙主义史学替代前启蒙主义没有造成空白，否定旧的知识、价值、历史的同时就确立了新的知识、价值、历史，因而不会造成大面积的虚无主义一样。这种虚无化中国传统历史的倾向在中国引起的反抗并不那么剧烈，反而于五四时期在一些一流知识分子中以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不读一本中国书等形式获得赞同。救亡图存的急躁，学习西方的迫切，都使得西方启蒙主义进入中国遇到的思想阻力更小。针对启蒙主义的引进，雅可比在德国指责贯彻启蒙主义的康德、费希特势必导致虚无主义，《父与子》中的俄国贵族巴威尔指责唯科学主义就是虚无主义，张君劢却在科玄论战中明显处于劣势，不但没有指责对手是虚无主义的底气，反而被对手斥为力欲恢复“在欧洲鬼混了两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丁文江，第39页）的玄学。由此，不符合科学的中国传统就面临被否定或贬低的严重危险。

总之，启蒙主义逻辑中本来就蕴含着一种把传统价值和历史虚无化的虚无主义。随着启蒙推进的阶段、领域和层次，被虚无化的对象会不断调整变更，虚无主义会以或温和或激进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不能促生现代化为标准否定中国传统，或肯定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的入侵，或质疑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会造成某种历史的虚无化——紧随这种虚无化乘虚而入力图替代被否定东西的，往往就是西方化的思想、文化、价值、制度。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为标准否定革命，否定毛泽东，或者肯定李鸿章、袁世凯，同样也可以造成一种历史的虚无化。这两类历史虚无主义都是西方启蒙主义应用于现代中国所产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变种，其逻辑是一样的。以改革开放后30年为标准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或者相反，也能促生类似的历史虚无主义。至于目前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样式，主要与以下两种因素相关：（1）来自政治立场和价值的反叛。随着立场和价值的重新界定，以原标准撰写的历史需要重写，使得原来的某些历史内容被否定。（2）来自视角的改变和认识的深化。因为学术新视角的开辟，原来从旧视角出发所作的观察就可能跟新视角的观察发生巨大差异，以至于需要放弃原来的。在对旧视角和旧认识的批判中，就会形成某种虚无主义效果，形成一种对待过去的虚无主义态度。其实，这种思路和方法，都是启蒙主义导致的一种结果。虽然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要否定（虚无化）的对象不同，但都源于现代启蒙主义，可以说都蕴含在近代启蒙主义的基本逻辑之中。启蒙试图揭示虚妄和蒙蔽，维护和成全真实，走向光明和进步，但立场、角度不同，被揭示和否定的对象不同，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就相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