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域下历史虚无主义的三重动因(2)

哲学视域下历史虚无主义的三重动因(2)

二、历史主义及其衍生的虚无主义

追求普遍规律和普遍知识,把以往历史视为迷信、暴政、罪恶的激进启蒙史观,其激进贯彻刺激出了自己的反面,即强调不可化约的个性、独特性,强调地方性知识、民族性知识,主张历史具有积极价值的历史主义思想。施莱格尔与诺瓦利斯是最早使用“历史主义”一词的人。前者用它系指一种跟当时正流行的启蒙主义做法不一样的倾向,质疑当时的“哲学家们”把现代理论强加给古代,而赞成温格尔曼承认古代文化的独特性,不以普遍性遮蔽和否认独特的个体。在施莱格尔看来,哲学家们所持是“理论”的态度,温克尔曼所持则是“历史”的态度,是一种历史主义。(参见伊格尔斯,第72页;Ritter und Gründer,S.1141-1147)现在的“历史主义”一词含义广泛[1],使用者需要作出定义,不过梅尼克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却是标志着跟西方自然法传统的决裂,径直强调个体性、独特性、多样性的历史存在。虽然梅尼克主张历史方法并不否定“在人类生命中寻找普遍法则和类型的努力”,而是“必须运用这种方法,并与一种对于个体的感受结合起来”(梅尼克,第2页),即追求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甚至把“既是普遍的,然而在每个时刻又是个体的”(同上,第555页)当作它的最高境界,但实际形式却往往走向一种以特殊性、个别性排挤和否定普遍性的立场。特别是在现代性问题上,历史主义走向了以特殊性对抗普遍性的立场。历史主义的极端化势必导致一种与极端启蒙主义类似的简单化。启蒙主义的简单化会把历史主义极力维护的一些东西虚无化,而历史主义的简单化也会把启蒙主义力图维护的一些东西虚无化。正是“由于启蒙时代曾陷入真正的理性崇拜中,历史主义便毫不犹豫地突出灵魂中的非理性力量,在某个特定时刻,历史主义终于同浪漫主义融合在一起。”(安东尼,第11-12页)启蒙主义认为,历史应该“反映理性和完美的存在”,如果没有反映出这些存在,历史就是没有意义的黑暗一片。历史主义力图拯救被这种极端启蒙主义否定和贬低的那些东西。历史主义是对抽象理性主义及其衍生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反对。以自己独有的传统抵制普遍理性,是历史主义的一个特点。这个意义上的历史主义是反对专制、同一性的,是对鼓吹抽象普遍性,鼓吹历史是黑暗一片的启蒙主义的一种矫正。这个意义上的“历史主义”是对极端启蒙主义的一种补充、纠偏和拯救,而不是一定要反对和否定启蒙主义。那些被启蒙主义抛弃而历史主义力图加以拯救的东西,包括诗歌、艺术、人文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富有特殊性和个性而没有普遍性的东西,特别是以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形式出现的东西。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主义就是“奋起反对‘启蒙运动’并同它论战,因此历史主义是在它之上崛起的”,甚至就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克罗齐,第41、55页)按照克罗齐的看法,被激进启蒙主义刺激而生的历史主义,就是要维护人文领域的价值,强调诗歌、文学、历史、造型艺术、建筑艺术等具有跟科学同样或类似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主义就是“新时代的、适应新时代的人文主义”。(同上,第240页)其实,历史主义产生于德国,而不是启蒙运动更早出现的英国和法国,不仅是由于克罗齐说的启蒙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获得经典表达,给历史主义提供了一个很高的刺激性起点,更是由于晚外发的德国现代化面临更多的阻力,其封建传统更为深厚,历史流传的古老价值与外部袭来的现代价值冲突得更直接和强烈。在本国更看重传统价值的人们更强地体验到历史流传下来的传统被外来现代文明虚无化的危险。现代虚无主义思想首先和主要诞生于德国和俄国,并引发持久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道理就在这里。是德国和俄国首先产生了那种力图维护本国传统的欲求和冲动,是这种冲动衍生和推动了立足于传统而对西方传入的现代文明的质疑,以至于把“虚无主义”视为现代文明的哲学本质。

“历史主义”喻示着对现代文明普遍性的质疑和反思。甚至于,历史主义由于强调独特性、多元性,强调每一历史时期及其成果皆有独特的价值,强调对普遍有效的抽象原则的质疑,它本来就意味着一种与多元性、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切近和融通。就像卡洛·安东尼所说的:“历史主义试图理解过去,理解过去的制度、信仰和创造并为之辩护,这种努力使得历史主义走到了历史相对论和虚无主义的边缘,一切原则都可能在怀疑论中消解;但历史主义也试图在事件和思想的运动中把握某种深刻的历史理性,一种合理而必然的演变趋势。于是它取代了过去的形而上学和神学,成为一种奉历史世界为神圣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人类生活本质上是内在于历史中的,它赞美人类思想在历史中的成就,因为这些成就本身便具有绝对价值。总之,历史主义成为了某种现代人道主义,同时也成了某种历史宗教。”(安东尼,第12页)

尼采批评德国历史主义,认定它也是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里亚文化的一个结果,是“这个时代的弊端、缺陷和残疾”,甚至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种折磨人的历史学热病,而且至少应当认识到我们患有这种病”。(尼采,2007年,第136页)尼采直接继承了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关于启蒙前史是一种迷信、愚昧、低级的传统,把现代性视为基督教以来西方历史的一种完成和发展,而这种完成和发展却足一种奴隶造反的历史,高贵式微和被消解的历史。只不过他更欣赏前基督教、前苏格拉底的世界是一种高贵、健康和非形而上学精神主导的更富生命力的文明,因而更值得继承和开发。在他看来,不但西方现代文明继承的基督教文明原本就出自失败者的恐惧、低俗、无力而对某种虚幻形而上世界的追求,而且现代世界继续追求的“天城”也是虚幻的,即使它表达的不再是失败者、下层庸众的欲望,而是中产阶层的欲望,也仍然只能是一种按部就班、平平庸庸,抹杀个性、创造、冒险的物化体系,体现为中下层人对安全、保险、按部就班、专门化技能、严格秩序、顺从、谦让、宽容等品质和价值的喜爱,同时也是对风险、实验、创新、虚无化既定约束、除旧布新、痛苦、孤独等品质和价值的惧怕。一句话,在尼采的眼里,现代世界体现着中、下层人价值与品质的甚嚣尘上,体现着传统西方文明自古代以来沿着柏拉图主义的方向不断深化、不断成功,因而最后功德圆满、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并被另一种新文化替代的空间。尼采哲学既体现为西方启蒙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体现为晚外发现代化国家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深度质疑。这两种倾向结合在一起,造就了至为激烈的虚无化现代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尼采显然继承和体现了西方启蒙主义与德国历史主义否定对方的虚无主义力量,是双方蕴含的虚无主义力量的集中爆发。

看来,历史主义的主流试图维护的“历史”首先是前现代的西方历史,然后也可以逻辑地拓展到非西方的历史。但在为个体性、特殊性和地方性辩护的过程中,不但孕育了一种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虚无主义质疑,而且更孕育了一种“一切皆可能、一切都被允许”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结局。尽管前一种质疑是针对现代西方的,针对现代价值而不是以往历史的,但也完全可以散播和拓展,伤及历史自身。而后一种结局是通观所有历史的结果,更令人担忧。前一种由相对主义导致的虚无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可以进一步推进到历史虚无主义。尤其是,上述两种质疑的融合会最后导致一种这样的态度:第一,一切都是相对于特定历史时代而言的,没有绝对和永恒的东西;第二,一切都曾出现过,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一切都不过如此。就像尼采指出的:“对任何东西都不再有过分的惊奇,最终对一切都感到满意——人们就把这称为历史感,称为历史学的教养。”(同上,第200页)通过研究历史,站在一个宏观的历史制高点上俯视一切,并发出一切都不过如此、没有新意的感叹,这才是一种最深度、最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所谓“历史主义的危机”,不仅仅是指哲学上引发相对主义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也意味着它预示着更深度的虚无主义的可能。

继尼采进一步贯彻启蒙批判精神,不仅质疑线性历史观念、质疑“天城”及其哲学根基“形而上学”,而且还要“历史主义”地质疑普遍史观念时,由此所引发的虚无主义就更令人担忧,会伤及历史自身。这意味着,任何理论的极致化、简单化,都可能会通向虚无主义。

责任编辑:佘小莉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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