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域下历史虚无主义的三重动因（3）

三、简单化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

看来，除了从价值重估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条线索之外，还有因为理论过度简单化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理论的简单化、极端化会导致不符合这种简单、极端框架的历史内容、历史事实被无视和被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在《清教主义，资本主义与科学革命》一书中谈到，从理论过度简化很容易过渡到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这种简单化、极端化跟愚昧相结合，会把文明的历史虚无化。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是突出的例子。所以，这种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总是倾向于与愚昧的群体结合：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知识空白和是非颠倒，一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愚昧力量。二者都在本质上是敌视文明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常常以彻底反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它采取一种道德的立场，对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立场，视之为绝对恶。无政府主义就是一个例子。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虚无主义就是以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极端派别出现的。这种虚无主义堂而皇之地进入现代中国，曾经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一度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混杂在一起，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和反思。它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彻底的颓废，妖魔化资本主义，它的极端化就是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步作用，把有史以来对马克思来说最为重要的一段历史（资本主义史）虚无化。它既不符合肯定“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版，第390页）的马克思的观点，也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的竞争中被历史否定。它在十年“文革”中的体现也早已被历史、被我们党所否定和纠正。但随着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呈现，这种思潮又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之中。农业文明在道德、社会组织、文化、身体与心灵等方面都好，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在相应的各方面都坏，这种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及其历史的虚无化冲动。阿什顿也曾批评对资本主义的简单、粗糙、根本性解释的经济史叙述，尤其批评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说成是“只有残忍和剥削”的观点，推崇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紧密结合来建构经济史。他主张对于用简单、抽象的经济理论粗暴地介入经济史抱有戒备之心，坚持“历史学的前途仍然有赖于与经济学家更紧密的合作”。（见哈耶克编，第38、35页）

因简单化引发的历史虚无主义，目前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对历史的娱乐化和工业化处理。它依照文化工业的逻辑，以娱乐和盈利为目的，对历史随意戏说和开发。特别是伴随着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甚嚣尘上，任何事件、任何解说都很容易获得泡沫文化的许可，甚至无聊、无意义的新奇就足以吸引人，具有市场效用和价值。在制造娱乐、创造产值的动机支配下，每一种历史故事都可以被改编，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想象的形式，披上新奇外衣招摇过市。历史成了娱乐的玩物，成了经济产值的陪衬，成了新奇、偏执的奴隶。这就是俞吾金教授指出的“对历史泡沫的迷恋”，“在‘戏说’、‘水煮’、‘笑谈’等表达方式中，历史失去了它应有的凝重和庄严，蜕变成一堆美丽的垃圾”[2]。为迎合某种口味，极为简单地对历史进行随意的想象，把历史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虚无化。这种非常值得提防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因为没有政治性，只有娱乐性，很容易被市场放大。

按照尼采的看法，与这种简单化相对应的就是所谓“形而上学”。简单化缔造的形而上学，应用于历史上就产生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效果。尼采认为，无法把握复杂世界的人，往往简单地把世界二分化，把自己习惯的、能减轻自身苦痛和挫败感也就是使自己获得平衡和心理满足的那些东西，把自己能处理和把握的东西确定为真与善，而把相反的东西否定和贬斥为假与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构想出一个纯粹、绝对、永恒、普遍的世界，试图把一切都归于其中，或以此为基础评判其他。而把那种绝对、永恒、普遍、抽象的“存在”当作现实、真实，则是一种形而上学臆造，反映了臆造者对真正现实和把握真正现实的畏惧与无能。当这个被臆造的形而上学世界被揭穿，面临坍塌和被否定时，一种虚无感会迅速扩大。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处理复杂的历史，势必会在复杂性被揭示、真实性被还原时，产生一种一度被肯定和赞赏的东西沦为“虚无”的结局，从而迟早引发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所以，作为简单化的形而上学，就会衍生两种虚无主义效果：一是把真实、复杂的历史内容虚无化，塑造某种虚假的“真实”；二是被构造的“真实”呈现其本来面貌时进一步被视为“虚无”。两种历史虚无化虽不相同，却具有类似的历史虚无主义效果。实际上，这两种历史虚无主义都源于思维方式的简单化、模式化，反映了持有者的懒惰。虽然尼采明白这种简单化的形而上学无法彻底消除，甚至还为它在某些时刻还会发挥历史积极作用作出辩护（尼采，2008年，第37页），但长期的坚持肯定会塑造一种虚无主义后果。而且，坚持愈久，最后引发的虚无主义后果会愈严重。所以，保持一种对形而上学的哲学批判，对于防止和淡化这样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在尼采看来，基督教的兴起，跟苏格拉底事件发生后柏拉图主义的产生两个事件的结合，便造就了这样一种简单化的形而上学长期主导西方历史的局面。这是一种把前苏格拉底高贵文化虚无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它无法使我们感受到以前那个非凡的年代，那个年代“是在‘世界历史’之前，是真实的、定夺的正史，它确立了人类的性格：那时候，苦难、残酷、伪装、报复、拒绝理性总是被当作德性；反之，舒适、求知欲、平和、同情心却总是被看作危险；那时被人怜悯和劳动是耻辱，疯狂是神圣，而变化则总是被看成不道德的、是灾难的先兆”。（尼采，1992年，第91页）为此，尼采疾呼，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越过历史虚无主义，超越平庸和流俗，通过批判式的研究、纪念式的研究，致力于把真正的伟大、高贵、高度、榜样及其喻示的教益重现出来。由此，“历史是由有经验者和优越者来写的”。（尼采，2007年，第193、194页）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学家，历史就会成为长满杂草的园地，丧失其本有的意义。虽然形而上学在日常思维中无法消除，不过尼采显然反对历史学刻意迎合习惯于简单化、形而上学思维的人，不但要求历史要由专业研究者书写，而且对能够书写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的历史学家提出很高的要求。一旦历史学迎合庸众、陷入形而上学，那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无法避免的糟糕结局。尼采的提醒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