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明末的人祸和天灾（7）

1638年夏两京大蝗。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海南，大旱、大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 大水。湖南大寒大冻。

1639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大旱、大蝗、大饥。八月，白水，同宫、洛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福建、广东 大水。

1640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大蝗、大饥、大饥。浙江、三吴大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

1641年全国大旱、大蝗、大饥、大乱，人相食。

1642年旱、蝗、水、疫。

1643年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山东、东上海、江苏、安徽、冬多雷震。湖南、云南大旱、广东大水。49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造成明末天寒的原因除了自然气象变化外，也有今人说谓“雾霾”天气（粉尘）的因素。事实上，雾霾并不是今天的特有气象，而严重的雾霾可以造成天气的降温。17世纪前半叶，中国“雨土”频次与同期冬温指数形成极大的“剪刀差”，其间，“雨土”次数和冬低温指数都达到自1500年以来的最大值，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在此之前，明亡恰恰就出现在此间。（参见图3）

第二，明末天气骤冷还与同期的太阳黑子变化相关。“当太阳黑子存在时，气温上升，太阳黑子消失时，温度便会下降。”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Will Soon博士研究发现：“从1645年开始，持续到1715年，这期间没有观察到太阳黑子。这就是著名的小冰期。”50从1420年至明亡的1644年，全球经历了太阳黑子较少的“史波勒极小期”51和“蒙德极小期”52，同期中国与全球气候一样变得越来越冷。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史波勒极小期”向“蒙德极小期”过渡“温暖”带上，而明亡恰恰就出现在后一个即“蒙德极小期”的最底端，此间为太阳黑子数量最少、气温极冷期，（参见图4）同期欧洲还发生了几乎欧洲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且空前惨烈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顺。3月入北京。3月19日，崇桢皇帝自缢，明亡。是年，明朝气温也近降至汉以来的最低点。此间，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接近它的终点。汪荣祖先生从“天时”的角度对明亡的原因作出评价：

崇祯诚非亡国之君，诸臣亦未必深误其君。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53

汪荣祖先生是在学术界过度强调明亡的社会性原因的背景下说出这样的评价的，有突出强调的成分。客观地说，天气降温是明亡的重要的因素，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解释在“蒙德极小期”（1645 1715年）以及相应的“明清小冰期”54远未结束的气象条件下为何清人不仅建立而且还能坐稳天下，而细察中国统一条件下的王朝更替，在同一极冷期或说极冷期远未结束55的气象条件下完成王朝变更的，似乎只此一例。

但崇祯毕竟是生不逢时，他毕竟是失败了。造成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前有张居正的以赋税货币化为主导的财政改革造成的人祸，后有主要是由太阳黑子活动减少造成的全球性大寒天气这一不可抗的自然因素，这两者在对自然环境依赖较大的牧农时代，其破坏性就更为显著。天冷压缩了北方部落间的生存空间，张居正改革将老实巴交的广大农民变为不可遏制的流民大军，再加天寒地冻的驱使，崇祯纵有五头六臂，也抵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讨食”力量的消耗，此时崇祯的命运正如郭沫若形容商纣王时说的，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56；唐人罗隐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57的说法，后一句送给崇祯倒是很贴切的。

崇祯在历史词典中，已不是一个帝王的名子，而是一个王朝没落的符号，而这一切的开端当始于张居正力推的以税赋货币化为主导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