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兴起与法律的滞后性（2）

二、“互联网+”模式带来的挑战：法律滞后性凸显

（一）在与互联网相关的许多领域尚未形成明确的法律监管体系

根据所谓的“摩尔定律”，互联网等高科技的更新周期大约在两年左右，［4］技术两年就换代了，可两年时间对于复杂的诉讼来说，也许还算不得太长。比如有关专利侵权的纠纷，诉讼周期往往比较长，旷日持久的审理之后，双方聚焦的“新技术”可能已经失去了价值。

又比如，近年来我国依托互联网迅速发展起来的各类交易、支付、金融服务等，都还缺乏相应的全面、细致的法律法规。网上第三方支付掀起了“金融风暴”，使传统意义上的商业银行遇到了非银行非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者，［5］这种竞争其实已经持续了差不多10年，而且后来者居上，目前的竞争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相关法律并没有做出调整。现在，金融中介服务的载体正在从实体的门店向移动互联网转移，牵涉到很多合同契约方面的法律条款，也还没有更新。

（二）我国的立法程序比较繁复，这也是必要的，但不适合互联网+的新业态

之所以出现上述的法律滞后现象，也与我国当前的立法程序有关。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最快也需要三次上会审议，现有记录中最快的立法周期是2年，通常都需要3-5年才能获得通过。如《公司法》从起草到通过用了15年，《商业银行法》用了10年，最近这次《证券法》修改，从提出修法，也已经过去3年多了。

立法、修法都是国家大事，不可不慎，反复讨论、反复斟酌是必要的，对此我完全赞同，我国的立法程序在全世界各国比较起来，也未必是最繁复的，而且我们还有大量的政策性文件、行政命令与规定，这些要通过和执行就容易多了——当然，这与建设法治政府、简政放权的目标之间，现有的立法程序与“互联网+新业态”之间，是否适合，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即使如此，我想我们必须承认，相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速度，我国立法效率确实还不够高，行政机关主导立法的模式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越来越表现出不适应。

三、法律界的回应：加快立法与仍然存在的困境

（一）国外的互联网立法情况

互联网首先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作为互联网发源地的美国，在互联网立法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发达国家的互联网立法重点集中在互联网基础立法、信息监管、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以及其它有关国家安全、犯罪预防的领域，［6］当然，其中与日常经济社会生活最为贴近的是电子商务立法。简要回顾电子商务立法的历史，可以看到，发达国家针对互联网的立法，相对于其它领域的立法要更加迅速高效，比如最早进行电子商务立法同时发展最快的美国，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96年底通过《电子商务示范法》后仅半年，即在原有《统一商法典》基础上制订并公布了《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迅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包括合同成立、解释、担保、转让、履行、违约和违约责任在内的合同关系，并重点调整了无形财产的贸易，具有突出的电子商务特征；［7］其次，立法更具有预见性，美国1997年通过的《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明确阐述了五大必须坚持的原则，对即将来临的电子商务世纪做出了预见性的原则规范。［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