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义利观”体现中国外交新思维

“正确义利观”体现中国外交新思维

核心提示:近年来,中国大力提倡公共外交,领导人身体力行,希望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但不能把公共外交狭义地理解为宣传和传播工作。正确义利观实际上指明:中国要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不止要靠“讲好中国故事”,还要靠“做好中国实事”,把言与行结合起来。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是以理念创新带动概念创新,再以概念创新指引政策创新。这使得中国外交出现了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思想支撑,为从守御应对转向积极作为提供了逻辑基础。因而,不理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就不能正确理解当前中国外交的一系列新举措。其中,“正确义利观”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外交理念创新。早在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就在外访中提出了相关概念的雏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职以后,习近平先后多次在会议和访问场合中做出了相关论述,如“多予少取、先予后取”“欢迎搭车”等,并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这些理念和概念迅速转化为政策行动,融入周边外交、对非外交、“一带一路”战略、对外援助等政策之中。目前理论和舆论界对于相关政策的解读已经大量展开,但对正确义利观本身的研究尚且不多。然而,正确义利观并非简单的、天经地义的政治宣言,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对既有观念的扬弃和超越,同时其背后的误解和争议仍然存在。解决这些误解和争议的过程,是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与时俱进的方针在外交领域的体现,代表着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守变合一:全球化时代的合和国际观

国际政治讲道义吗?这是关于国际关系的一道永恒之问。中国古哲就这个问题有法家和儒、墨之辩。西方对这个问题也有长期的争论。其中乐观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康德,相信国家可以像个人一样学习用善良和理性的方式行事。而马基雅维利则代表着另一派的观点。他认为国际政治中不能讲人在社会中的道德。如果非要说政治家有道德的话,那就是竭尽所能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如果政治家在外交中受困于一般性的道义,无疑是对本国人民的犯罪。

近代以来中国人看待国际问题大多数是马基雅维利式的。这是西方思想输入的结果。秦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法家的国际观从来没有占据主流。但是近代欧洲的国际关系,却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天堂。数百年间,西方国家围绕着领土、资源和利益进行残酷的丛林竞争,并通过殖民统治把这一套国际关系规则扩展到全世界。清末以后,中国被迫在殖民列强的炮火中“开眼看世界”,切身体会到的就是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反复听到的是西方政治家直言不讳的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强权即真理”,深深植入脑海中的就是一幅列强环伺、鱼肉中华的“时局图”。因而,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国家,一百多年来,中国外交的核心主题就是“维权”“护利”。在国际道义的问题上,中国人的看法普遍比较悲观。只有在“意识形态挂帅”的特殊时期,中国一度用革命的国际主义过度压倒了国家利益,还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经历了一些盟友的背叛和外交的混乱。国家利益至上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历史教训。

“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实际上再次抛出了这个重要理论命题:当今世界还跟过去一样,是一个赤裸裸的强权即真理的世界吗?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将长期进行。但大多数的理论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当代国际政治处在新老交替的变革阶段。这种变革不仅是新兴力量崛起引发的格局变化,也包括国际规则和文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和平初现曙光。如果说康德的预言被其后几百年的欧洲历史无情嘲弄,但至少在二战以后的欧洲国际关系中获得了初次的证明。看看今天欧洲国家间的关系,很难想象其一百年前的样子。人类社会在战争问题上似乎确实在向前进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是国家间的常态,和平是非常态。而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国家来说,和平是常态,战争是非常态。当然,我们不可能立刻从马基雅维利的世界跨入康德的世界,中间还有许多曲折反复,对和平的威胁可能长期存在。正如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在以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关系中,国际道义就有了重新认识和估值的前提。

二是国际合作成为主流。即便是对国际关系看法悲观的人,也承认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有大量的合作存在。我们能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找出一百条领土纠纷、政治矛盾、利益摩擦,但也总能找出一千条每天都在推进、不断拓展的对外合作。在当今时代,国家间的合作不只是一种政治意志,更是全球化推动的客观结果,有时候甚至不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从普遍的哲学意义上说,合作为道义提供了基础。合作性的国际关系,必然导致国际道义。比如,如果国家不讲基本信义,那么国家间的合作怎么能够持久进行呢?没有基本的国际道德规则,一切为国际合作而制定的制度,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法、贸易和金融机制都将无以为继。国际合作性的增强,必定意味着国际道义性的增强。

三是国际舆论力量的增强。斯诺登事件代表了当今国际政治的一种典型特征: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外交事务的秘密性和隔绝性被加速打破。信息很难被封闭,大大小小的外交政策,都可能要接受社会价值的检验和丈量。两百年前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疯狂掠夺、草菅人命,欧洲人只看到殖民统治给本国带来的好处,而对具体的暴行所知不多。即使丑闻暴露,还可以买通媒体、控制舆论。今天,跨国企业稍有不慎,一张图片传到网上,就可能产生舆论的风暴,甚至被本国人民所抛弃,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今天再要把所谓政治家的道德和普通人的道德分开是难以实行的。不能展现出普通人道德的政治家,根本就当不了政治家。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