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繁荣与发展的八大“着力点”（10）

30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促进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西方国家政治学方法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中国政治学恢复之后，西方政治学后行为主义和制度学派开始崛起，在对极端定性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互融合的趋势。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始寻求适合中国政治学研究状况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之路。并且坚持规范研究、定性研究、制度研究、经典研究的同时，开始加强经验研究或定量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应用，通过社会调查、统计分析、案例分析、模型分析等方法透析中国的政治现象。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超越方法研究的“卡夫丁大峡谷”，避免重复西方走过的弯路。

同时，清醒认识不足和劣势，强化研究方法的研究和交流。翻译、撰写政治学方法的相关专著、教材和论文，为政治学方法的培训、应用和普及奠定基础。 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开设政治学方法相关课程，并将政治学方法论作为研究生的培养方向，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保障。在此基础上，广泛展开以政治学研究方法为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通过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举办“政治学方法讲习班”、 召开专门的政治学方法研讨会和小组会议 、开辟学术杂志的政治学方法专栏等方式，为不同政治学方法之间的创造交流平台。通过多年的努力，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基本做到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范研究和经验研究、显性分析与隐性分析的结合，并且始终“都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努力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这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铺就了坚实基础和正确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立足中国的政治实践，发掘和整理中国现有的方法论资源，积极批判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为了弥补现有方法论体系的缺陷，推动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历史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是人们正确认识、评价和改造政治现实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辩证决定论方法、社会本体论方法、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群众路线特别是人民利益标准、阶级阶层分析方法、社会评价方法、系统（矛盾） 分析方法、历史主义方法”为解释中国政治现象，改造中国政治现实提供了基本的方法。 同时，也为批判和借鉴西方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基本的视角。当今中国政治学研究过程中流派纷呈，不同领域的不同学者往往根据自身的研究偏好和专长，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伴随着西方政治学方法的大量引进，许多学者教条的用西方的方法套用中国的政治实践，导致政治学研究成果空洞、偏狭、解释力差。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导致中国政治学研究缺乏主流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未来的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中心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全面辨析西方政治学方法的理论前提、具体内容、适用范围和固有弊端，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构建适合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体系。

其次，树立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双重导向作用。政治学研究方法是连接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桥梁，政治学方法的选择、应用和研究受到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双重指导。一方面，不同的政治实践决定了不同方法的选择、应用和发展。比如研究宏观的国家的理论、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政治组织和政治斗争等问题更多的选择的是历史研究、制度研究、对比研究的方法，行为主义方法的适用性较低。并且，实践是方法发展的动力。“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发展较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 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治学理论也决定了不同方法的选择、应用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是对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是开展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政治学研究过程的中方法的选用必须与其理论前提相匹配。比如，中国的政党关系研究便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民意调查方法，因为后者的理论前提是竞争性政党制度，而我国研究政党理论前提是合作型政党制度。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构建有针对性、真实性、科学性的中国特色方法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