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繁荣与发展的八大“着力点”（21）

其二，研究目的时代化。当前，中国传统政治学资源的研究的定位属于政治学基础学科，发挥着支撑起整座政治学大厦的支柱作用。但是，基础研究并不意味着纯学术的思辨研究和理论研究，围绕中国政治现实，尤其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发展的中重大和迫切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成为政治学任何子学科，包括基础研究的发展方向。应该注重政治思想、制度研究中应用型思想、应用型制度和应用型策略的研究，比如注重发掘古代人事管理制度、监察制度、治国思想、政治方略等，同时注重应用性研究的积累；注重围绕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工作。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民主建设、行政改革、治理模式、和谐政治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经验迫切需要从中国传统政治发展角度进行总结、阐释和升华。而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腐败问题、政治参与问题、基层治理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也迫切需要从传统政治中寻找根源和策略资源；在巩固和深化基础研究的同时，要始终关注政治现实和政治理论发展动态，主动抓住新机遇、发现新问题、迎接新挑战，使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工作始终走在学术和实践前沿。

其三，研究过程开放化。“政治学研究充满生机和活力，其灵魂和奥秘（也）在于创新”。 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一直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开放的理论体系。在新时期，面临新任务与新挑战，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工作必须保持和深化开放的力度。首先，克服学术开放和学风浮躁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需要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所强调的扎实的学风、全面的资料和谨慎的分析，通过扎实的一手资料和文献的分析，还传统政治思想、制度和文化以本来面貌。克服因为刻意求新、求变而导致的空中楼阁式的杜撰和断章取义式的评价。其次，克服学术开放和学术立场游移之间的矛盾。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中国学者在寻求民族自强的时候将目光投向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和政治方法。中国学者一直被困扰在中西文化之间，中国政治资源的研究工作“一直处于左右摇摆、中西无以适从的尴尬境地。这里，既包括政治屈辱、反对霸权主义的民族自尊，也包括对悠久民族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对自己文化价值取向的坚守，以及文化心理的惯性和定式。” 其实马克思主义为解决传统政治资源研究中立场与定位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方法，尤其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 加强传统资源的研究与世界接轨的程度。再次，广泛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扩展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一方面强化其与政治学内部各个学科的联系，促进学科内部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吸收其他学科，如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等互动型研究。

其四，研究资源充足化。学科的发展需要充足的资源，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由于其学科特点，对学科发展所共同需要的人才队伍、学科地位、资料信息等资源有着较高的要求。由于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交叉学科的特点，其发展需要大量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不但要具有政治学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而且要具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具有较高的资料收集和原典阅读能力。同时还应具有高度的学术敏感性，能够站在学科发展前沿，通过借鉴和创新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促进本学科的发展。由于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史学特点，其发展需要大量的一手资料，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资源。政治传统资源研究的成果是其它学科学者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参考，换言之，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等研究是其它学者研究的“二手资料”。如果作为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是基于大量的“二手资料”，其信度和效度必然大大折扣。因此，要加大对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资金投入、放宽研究时限，扎实、全面的做好资料收集工作。由于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理论性特点，相对于行政管理、公共政策等学科，其受重视程度相对较低，人才培养、课题分配等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且，中国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哲学史相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哲学史的研究，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一方面必须加强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人才培养力度，以培养高水平的研究者为核心，逐步形成和积累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稳定的研究梯队。另一方面要加强学科投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课题、岗位级别、职称指标、招生名额等学术资源需要向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适当倾斜。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