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遗忘延安时期的社会治理经验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国家治理的中国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亦需结合中国的本土特质，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模式与体系。本土化的治理大致有两个方面：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构成当代社会治理可资借鉴的“历史传统”；中国共产党革命中创造的治理模式，构成中国社会治理的“现实传统”。在“现实传统”中，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实践无疑是其重要的部分。法治公正与民主协商有机融合、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等经验，对于构建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革命战争年代，虽处在内忧外患的战争时期，但党的领导人就国家建设、社会治理等问题展开深入的理论思考。老一辈革命家对社会治理的思考，应该说浸透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多个侧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强调一种民主、协商的治理方式；以谢觉哉、林伯渠为代表的“延安五老”，因接受过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社会治理方面更注重文教、德治的部分。因此，在总体上，延安时期的老一辈革命家在社会治理思想方面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革命理念相结合的双重思路，很好地融合了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革命的两种不同取向。

在社会治理的实践层面，延安时期的老一辈革命家也进行了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新探索，尤其体现在征粮、选举、文教、婚姻、“改造二流子”等运动中。

在社会治理中，确保开展民主协商，实现民主的组织化。特别是1941年“三三制”实行以后，更超越了简单的阶级划别，采取了多层次、多界别的民主协商，让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体现了现代民主协商的意味，更是符合传统中国儒家情理、关系社会学的原理，照顾了大多数人的“面子”，从而更利于社会治理的展开。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治理经验，虽然是基于相对落后的、分散的乡村地区，但它恰恰浸润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较好地代表了中国社会的“本土特质”。在现代革命的不断推进中，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文化结构与指向“解放”的民主、法治等现代治理模式，形成多重张力，彼此也进行着不断的调适与改进，这一进程，不仅存在于革命根据地时期，也表现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

如何很好地协调本土文化结构与现代性在社会治理中的矛盾，在社会治理中如何有效处理国家、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发挥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的作用，都成为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革命时期一直延续至今，这就使得革命根据地时期社会治理经验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党在革命时期进行社会治理的探索，也足资当下取鉴。

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强大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价值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不是党的革命传统的骤然断裂，而是蕴含其中的那些合理性基本要素在新时期的自然延续。充分挖掘党在革命时期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抽离出适应中国社会特质的部分，可以为当下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参照，成为当代中国实现更良善的社会治理的重要革命传统文化资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革命根据地法制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