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推进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理性思考(2)

纵深推进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理性思考(2)

二、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本质属性

本质是事物特有的质的规定性,由事物的内在矛盾构成。根据矛盾论的观点,所谓事物的本质,指的是通过与其他任何事物相比较并将这个事物与其他一切事物相区别的属性。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要界定其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和揭示其区别于其他实践过程的特殊本质,这是讨论本质的方法论前提。要准确界定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位置,必须将其放在教育现代化这一历史背景中探讨。如前所述,基础教育国际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促进基础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乃是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历史动因与现实基础。既然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位置由教育现代化规定,那么准确认识教育现代化是理解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前提。对当下中国基础教育而言,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实质不是别的,而是人的现代化。何谓人的现代化?就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其实质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人的主体地位激活,即人的主体性的提升。这意味着,解决人的主体性发展的问题乃是基础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使命。

根据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属性的认识,人既是个体存在物、也是社会存在物还是类存在物。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个体本质、社会本质和类本质的统一。依此,人的生命是个体生命、群体生命、类生命的统一。主体性作为人的生命自觉,包括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类主体性三个层次。重新认识基础教育国际化,要跳出以往行为层面的定位,转而关注到人的生存与发展,关注到人的“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和“类主体性”发展上来。随着基础教育国际化的逐步深入推进,这一时期人的现代转化过程的关键在于促进人的个体主体性和群体主体性走向类主体性。因此,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本质是提升人的基于个体主体性和群体主体性的类主体性。

具体而言,基础教育国际化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一个发展的整体:第一,它是一种教育理念,即“多元共生”“平等共享”“融合发展”是各国基础教育的共同追求。第二,它是一种教育视野,即我们要在全球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国际化背景下探讨基础教育领域改革的各种问题。第三,它是一种教育内容,即学生的学习内容除了解和掌握国外的语言和文化外,还要引导学生从全人类的利益和全球视角出发思考问题。第四,它是一种教育方式,即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基础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载体。第五,它是一种教育进程,即我们需要在“横向上共时性的国际化程度与纵向上历时性国际化进程的交汇点处”来思考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水平。

依此,从其存在方式上看,基础教育国际化首先具有跨文化性。在宏观层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种文化形态的碰撞和交融也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文化因素作为推动一个国家全面发展的内源力量,也得到了广泛的共识”[3]。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开展了多层面、多样化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由于不同的文化主体的文化环境和所受的文化熏染不同,带来了文化差异性。基础教育国际化可以通过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消解文化隔阂和文化落差,扩大和强化主体间的文化融通。在中观层面,基础教育国际化通过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在微观层面,基础教育国际化是一种跨文化行为,其目的在于促进不同文化主体的跨文化沟通和跨文化合作。

其次,从其实践过程来看,基础教育国际化具有互动性。事实上,基础教育国际化,从学校层面来说是一种对话实践的过程,即与他国学校之间的互动性实践。具体而言,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互动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多层次和多面向的互动过程是基础教育国际化动态生成的基础。单向的借鉴模仿,简单适应“国际化”或“被国际化”是将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视为一种封闭性、被动化的实践过程,忽略了作为有意识的主体在国际化中多边多重的交互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突破传统的认识框架,加强自主选择意识和自主建构能力,重新认识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互动本质,用动态生成的观念重建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交往过程观。其二,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互动性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教育资源共享与信息交互,而是要打破以“西方或美国”为主导的“人与物”或“主客二分”的关系假设,确立教育国际化实践的主体地位和主动参与权,形成一种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关系。其三,基础教育国际化让不同国家之间的教师、学生等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这种相互交流不只是单向的输出或输入,而是增进双方学校不同文化主体通过交往、互动、对话,促进双方学校双向理解,实现双方学校联通共融。

再次,就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实际效应而言,它具有理解性。交流旨在理解。基础教育国际化实践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使彼此间的理解成为可能,促进理解成为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归宿所在。通过深度的教育交往,“人们自觉地把自己和他人、本集体与他集体、本地域与他地域、本民族与他民族、本国度与他国度、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放在同等的水平上进行平行的和交叉的比较,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总过程中进行文化定位,寻求文化差异的内在原因和填补差异的有效途径,探索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在深层结构和内在本质方面的共同点、联系点和进一步协调发展的生长点,在对共通性和协调性的世界新文化的积极创造中达到跨文化的真正理解与超越”[4]。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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