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斯大林心中一定想到的是1905年俄国因西伯利亚运输缓慢而导致俄国与日本在远东战争中的战败。1942年10月15日，斯大林曾向到访的英美客人（艾登和哈里曼）就远东作战准备介绍情况时说：“第一次俄日战争时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过能力是每昼夜6对列车。当时的沙皇部长库罗帕特金曾为铁路通行能力增加到7对而祈祷。”[76]而此时，苏联再次远赴远东对日作战，兵源和资源的运输仍面临巨大的压力。据苏联方面估算，当时“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行能力是一昼夜36对列车，其中有10对必须用于满足经济需要。根据粗略估算，大约需要通过1000组列车才能在远东与日本兵力持平，或是稍有优势”。此外，“双轨的西伯利亚铁路无法运送35~40个师的给养，苏联还必须在远东建立起3~4个月的储备。”因此，实现对日作战计划“需要两个半月到三个月”。[77]为了保障这条铁路不被日本人拦腰切断，1939年苏联还与日本在诺门坎厮杀了三个多月，付出3000千多士兵生命的代价。显然，西伯利亚铁路对此时和未来苏联命运具有着重大的意义。此外，斯大林后来告诉蒋经国，据宋子文对哈里曼的转述，苏联计划“在以后的五十年期间使西伯利亚工业化”，而“满洲工业产品对实行西伯利亚工业化是不可少的，否则西伯利亚工业化是不能完成的”。[78]1812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战争、1941年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以及1905年和1945年俄罗斯人与日本交往的经验告诉斯大林，没有西伯利亚就没有俄国，没有西伯利亚工业化，俄国就守不住远东的利益，而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就不会有西伯利亚的工业化。
不仅如此，斯大林明白，外蒙独立就会在中国北方胸膛中间撕开一个大口子，有了这个口子，西可包抄新疆，东可控制东北，如果条件成熟还可促成这两个地区与中国的进一步分离——1949年2月4日，斯大林就委托米高扬转告毛泽东：“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79]；更有甚者，如果中国若有不从，还可从外蒙古以最近的距离直插中国政治心脏北京。
这时的蒋经国的外交经验还成熟不到能体会出斯大林话的含意，他甚至不知道斯大林在说什么。他告诉斯大林：“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80]斯大林回答说：
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民族，更不会消灭。倘使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81]
蒋经国问：“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斯大林回答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82]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这位少不足以与之谋事的蒋公子一语交底，说：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83]
最后这句却是斯大林情急中直接说出的心里话，也道出了斯大林战后对华政策的底牌。
7月7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乔巴山一行，斯大林举杯致词说：“为蒙古的领导人，为蒙古的独立干杯。”[84]这是变相在蒙古问题上给宋子文施压。晚23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三次会谈，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的授权后答复斯大林：中国可予以外蒙以高度自治，说这符合雅尔塔协定“保持外蒙现状”的精神。斯大林坚持：今天的外蒙古事实上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所谓现状，就意味着独立。双方争吵，致使斯大林两次说：谈判到此为止吧！两天后，在第四次会谈中，宋子文再次得到蒋介石授权，同意外蒙独立，但“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匪乱”。斯大林对此表示欢迎，立即同意蒋介石的要求。[85]
宋子文每次与斯大林谈话后，总是“逐日把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谈话内容通知哈里曼”[86]。哈里曼埋怨说：“宋一点也不关心那些令我担忧的事情，他认为，能使斯大林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满洲的主权即为一项巨大的成就。他远不像我们那样地关心是中国还是俄国军队护卫铁路或者是大连港港务局长一类细节问题。”[87]哈里曼知道，失去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中国也就失去了东三省的主权。这时的宋子文其实也顾不上这些了，这些也正是斯大林同意支持蒋介石政权而又没有明说的交换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斯大林前面的承诺是不会兑现的。7月11日，斯大林同宋子文举行第五次会谈，中方全面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中苏第一轮会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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