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妈乡”别让贫困阻挡了妈妈的爱（2）

“无妈乡”折射怎样的“无妈”困境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这些无妈孩子们孤苦无依的生活状况，令人辛酸。如7岁的黄春花和妹妹“跟着奶奶生活，仅能保证孩子有口饭吃，身上的衣服经常十几天都不换洗”；11岁的小杰，“妈妈走的时候，他才8个月，从三四岁起就自己照顾自己，并开始帮家里干活……”

其实，站在“贫困农村、留守儿童”的语境下审视，类似这样贫困农村孩子的无妈现象，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并非湖南邵阳县独有，而是在许多贫困地区和众多留守儿童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比如，在“21年前被拐女成代课老师”事件中，被拐女教师所在的河北贫困村，“外地媳妇跑掉了一半，村里没娘的孩子有七八个”；而在此前“贵州毕节儿童自杀事件”中，4位自杀的兄妹，同样也是“妈妈跟人跑了”的无妈孩子……

大量留守儿童之所以沦为“有名无实”的无妈孩子，甚至既无妈也无父的“事实孤儿”，贫困显然是需要正视的一个基本背景。毋庸讳言，贫穷对于一个人的人性、心态甚至价值取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一个母亲割舍母子亲情而毅然抛子出走，那么贫困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命题。

对于这些无妈孩子们来说，这种因贫困而导致的无妈现象，进一步催生恶化的，又绝不止是物质生活上的贫困，更是精神心理上的关爱匮乏。如在“无妈乡”，“妈妈”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称呼成了孩子不愿碰触的禁忌。孤独、内向、自卑、没有安全感成为这些“失母儿童”的共性。

如何才能救赎这些无妈孩子的孤苦生活？从长远来看，根本出路还在于，必须从源头上不断全面加大扶贫尤其是精准扶贫的力度、深度，以便彻底改变、消除贫困这样一个导致农村贫困地区孩子失去母亲现象的“总病根”。

具体而言，他们所亟需的“精准扶贫”，显然必须具有更为丰富细致、全面周到的内涵：一方面，不仅应在物质生活上，给予他们充分的救济保障，尽快将这些“事实孤儿”，充分纳入到国家孤儿保障和救助体系中；另一方面，也要在精神心理上，给予他们精准周到的照料、抚慰，如通过完善寄养、收养等制度，尽可能地给他们创造一个充满温暖关爱的健康成长环境；通过健全教育制度，不断强化教育扶贫的力度，确保让这些无妈孩子都能受到良好教育，并以此真正改变贫困命运，能够彻底摆脱“贫困—无妈—贫困”的恶性循环。

“无妈乡”的发展困境何解？

“无妈乡”的标签属于黄荆乡，“失母”现象却普遍存在于中国农村。比如，在“21年前被拐女成最美代课老师”事件中，郜艳敏老师所在的河北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外地媳妇跑掉了一半，村里没娘的孩子有七八个”；再比如，在“贵州毕节儿童自杀事件”中，4位自杀的兄妹也是“妈妈跟人跑了”的无妈孩子……

谈及农村儿童“失母”现象，人们很容易对问题进行简单归因，认为是经济贫困击溃了母亲的本能。但事实上，有媒体进一步调查发现，“无妈乡”一百多位母亲选择逃离，有更复杂的原因——抛下孩子远走他乡的那些人，大多是人贩子从云贵川等地拐卖过来的，她们原本就属于“被母亲”，且常年遭受家暴伤害。

由此可以看出，“无妈乡”折射的不仅是留守难题，更是贫困农村普遍面临的发展困境。在那些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人们受教育程度很低，男人们好吃懒做、不思上进，找不到对象只能花钱从人贩子手中买老婆，平时动不动就打老婆孩子。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同源的，而且会因为恶性循环而导致进一步的发展困境。

厘清这一点便不难认识到，当地政府试图找到那些逃离黄荆乡的母亲并将她们劝回，或用“巾帼油茶之星”等荣誉留住那些被拐卖来的母亲，并非治本之策，效果也不会理想。更何况，如果逃离者原本就是被强迫生育子女，以母爱的名义对她们进行道德绑架，让她们回到“无妈乡”，在伦理和法律上都将面临争议。

那些失去母爱的孩子确实很可怜，但真正的问题不在那些选择逃离的母亲身上，该担责的主要是那些参与买卖人口的人，以及打击人口贩卖和扶贫不力的地方政府。既然“无妈乡”的问题根源于发展困境，那么，解决“失母”困境也应该靠补齐发展短板来求解。唯有如此才能阻止恶性循环，撕掉“无妈乡”的标签。

中国农村目前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终将成为掣肘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以黄荆乡为代表的贫困地区的根本出路在于：其一，吃透中央和地方的扶贫政策，从源头上加大精准扶贫的力度，尤其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其二，因地制宜开拓更多让农民致富的途径，鼓励他们靠双手改变命运。当然，对于那些“失母”的孩子，政府应该给予更充分的救济保障，尽可能给他们创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